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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認陰陽二力為萬物的起源，所以他們所崇拜最大的對象便是“天地”。但是物之生，是由于四序的推行，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次于天地的崇拜，便是“四時”。把四時分配在“四方”，再加以上天下地，就是“六合”。從六合之中，除掉了一個天，便成“五方”。把古人所說“物質(zhì)生成的五種形態(tài)”配上去，就成了五行。再加之以“四隅”。那么，單就四正四隅說起來，就成了“八卦”。連著中央算，就成了“九宮”。適和古人“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的思想相合。九宮的周圍，卻有十二，所以又有所謂“十二支”，適可以配十二月。把三和五相乘，就是十五，于是又找到一個magicsquare，填在九宮里頭，就成了后世所謂“洛書之數(shù)”了（《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這分明是一種magicsquare。后世的人，卻把它看做一種神秘的東西，欲知其詳，可看胡渭《易圖明辨》）。

    古人所認為生物的本源的，是天地和四時，所以有所謂五帝，又有所謂六天。《郊特牲正義》說：

    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

    六天之中，昊天上帝耀魄寶，是不管事的（古代的君主，要無為而治，最初就是取象于此）。所以論生育之功，只有五帝，五帝之中，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長，白帝主秋殺，黑帝主冬藏，黃帝就是地，為什么天不管事，地卻要管事呢？《白虎通·五行篇》說：

    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

    那么，地的管事，又在什么時候呢？它說：

    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同上，又，行有五時有四何？……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按木，火，金，水，各王七十二日，合土王四季各十八日，等于三百六十日）。

    然則水火木金土，又是什么東西呢？按《白虎通》解釋五行的“行”字道：“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古人把氣認做萬物的原質(zhì)，說“行氣”，就是把氣變做有形有質(zhì)之物，就是“萬物的生成”。所以《書·洪范正義》解釋五行的“次序”道：

    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后，亦以微著為次。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zhì)大為五。

    他們又說他們的“生克”和“配合”道：

    木生火者，木性溫暖，伏其中，鉆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熱，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金居石，依山津潤而生，聯(lián)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銷金亦為水……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潤而能生，故水生木（蕭吉《五行大義》）。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白虎通·五行篇》）。

    這全是把當時一種幼稚的“物質(zhì)思想”，附會上去的。至于上帝，雖不管事，也有“下行九宮”之說。

    《后漢書·張衡傳》注引《乾鑿度》：太乙取其數(shù)以行九宮。鄭玄注：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shù)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而震，而巽，所行者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而兌，而艮，而離，行則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宮也（昊天上帝，又名太一。見《周禮》鄭注。《南齊書·高帝紀》九宮者：一曰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芮，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沖，其應(yīng)在青；四為天輔，其應(yīng)在徐；五為天常，其應(yīng)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yīng)在雍，在梁，在揚，在兗）。

    這種說法，和《易·系辭》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zhàn)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相合的。

    以上的話，用如今人的眼光看起來，荒唐極了。然而古代的社會現(xiàn)象，也無一不出乎此，即以政治論，萬物的生成，都出于天；天上主化育的，就是五帝；王者代天宣化，所以有“感生”之說（《詩·生民·正義》引《五經(jīng)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圣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按《詩》“履帝武敏歆”，鄭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媒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于是遂有身……后則生子……是為后稷。”又《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鄭箋：“玄鳥，也……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鄭康成先學(xué)韓詩，箋詩多同韓義。感天而生，所以謂之天子）。四序之運，成功者退，所以有“五德終始”之說（俞樾《達齋叢說》：五德更王，古有二說。《漢書·律歷志》載《三統(tǒng)歷》曰：唐火德，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此一說也。《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一說也……秦自謂以水德王，此相勝之說。周火故秦水也。漢自謂以火德王，此相生之說，周木故漢火也……）既有五德終始之說，一姓就不能終有天下，所以有“易姓革命”之說，革命的命，是指天命而言，所以王者之興，有受命之說（受命是指符瑞而言。有一種符瑞出現(xiàn)，便是天命他做天子的證據(jù)。譬如“河圖洛書”，就是符瑞的一種。詳見《詩·文王篇·正義》。《孟子·萬章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把天心和民意，打成一撅，荒怪之說，一掃而空，高則高矣，然而是儒家的學(xué)說，不是古代的事實）。王者的治天下，全是奉行天意，所以治定之后，要封禪以告成功（《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yīng)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也）。所以王者的治天下，是對于天而負責(zé)任；既然是對于天而負責(zé)任，對于人自然是不負責(zé)任的了。這是從大處說的，若要逐一仔細說起來，就千言萬語也不能盡。讀者諸君，請把惠氏棟的《明堂大道錄》看一遍，就可以知道古代一切政治和宗教的關(guān)系了（因為明堂是中國最早一個神秘的東西，一切宗教上的崇拜，都在這里頭，一切政治，都在這里頭施行，一切學(xué)術(shù)，也都發(fā)源于此的）。此外一切現(xiàn)象，古人也沒有不用宗教去解釋它的。看《白虎通》的《五行篇》，就可以明白。

    第二節(jié)　文字的起源和變遷25

    中國文字的起源，已見第三章第一節(jié)。據(jù)《正義》，則“上古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的“后世圣人”，是黃帝、堯、舜。再看許慎《說文解字》序說：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則文字起于黃帝，殆無疑義26。然而《尚書·偽孔傳敘》說：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偽孔傳》原是不足論的書，它要說“伏犧、神農(nóng)、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所以不得不說伏犧時有文字。然而這所謂《三墳》、《五典》，也是杜撰的（《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皆古書名”。《偽孔傳》根據(jù)于王肅，杜預(yù)和王肅，是互相依附的〈見丁晏《尚書余論》〉，尚且只說“皆古書名”；此外《正義》所引諸說，無一和《偽孔傳敘》相同的；故知此說定是杜撰）。所以此說原不足論，然而《正義》申它的話，卻頗可注意。《正義》說：

    《尚書緯》及《考經(jīng)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按《偽孔傳》雖根據(jù)王肅，然輾轉(zhuǎn)相傳，至東晉時才出現(xiàn)。又未必盡肅之舊，所以又有異同的地方）……又倉頡造書，出于《世本》，倉頡豈伏犧時乎？且《易·系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是后世圣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不同者……其倉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傅玄，皆云倉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nóng)、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wèi)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倉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辟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禪通，九也……如揖此言，則倉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余年……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真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jīng)。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又《韓詩外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余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

    義疏強中傳說，本不足論。所引崔瑗……之說，要破司馬遷……之說，也未必有力（就使崔瑗之說是真的，古人同名號的很多〈譬如堯的時候有共工，伏羲、神農(nóng)之間，還有霸九州的共工〉，安知古時候有個“王者”的倉頡，黃帝時候不再有個做史官的倉頡呢）。然而說伏犧以前，久有文字，這話卻未可一筆抹殺。用科學(xué)的眼光看起來，天下斷無突然發(fā)生的事情，說前此都是結(jié)繩，倉頡一個人，“見鳥獸蹄迒之跡”，突然創(chuàng)造文字，也不合理。所以我說：文字斷不是一人造的；從黃帝以前，必已發(fā)生很久，不過書傳傳說，都說是起于黃帝時代，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史官是管記事的，是用文字的，就都說文字是他所造罷了。

    然則書傳傳說，為什么要說文字起于黃帝時代呢？按《易·系辭》說：

    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則書契之用，是到黃帝時才廣的，以前不過仍用之于“升封刻石”等事。所以大家都說書契是起于黃帝時了。

    《說文解字》序又說：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各本無此六字，段玉裁注本，依《左傳》宣十五年《正義》補）；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按：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這句話原不必真，然而照古人的意思說起來，自多在黃帝以前；許慎的意思，也未必有異。照此處文義看起來，卻像這七十二代，就在三王五帝之世似的；這是古人文法疏略，不可以辭害意）。周禮，八歲入小學(xué)。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zhuǎn)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jīng)》，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后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依《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xué)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zé)郎缃?jīng)書，滌除舊典；大發(fā)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wù)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向來講“文字的歷史”的，都根據(jù)它。我卻有點疑心，為什么呢？一、既然說“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為什么“保氏六書”，卻有這樣的整齊？二、從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xué)篇》之后，還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揚雄的《訓(xùn)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賈魴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韻語（《凡將》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這一條根據(jù)段氏《說文解字注序》，可參看原書），一體相承，體例沒有改變。既然保氏時代，就有很整齊的六書，為什么許慎以前，沒一個人想到，照《說文》的體例，依字形分部編一部字書（整句韻語，是文字為用未廣，學(xué)問靠口耳相傳時代的東西。《倉頡》、《爰歷》……正合這種體裁，所以漢朝尉律試學(xué)童“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見《許敘》〉，籀就是背誦〈從段氏說〉，可見當時教學(xué)童，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禮》保氏教國午以六書的說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經(jīng)》、《十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類的字書了。哪有此理）？三、許慎說“及孔子書《六經(jīng)》，左丘明作《春秋傳》，皆以古文”。這句話的根據(jù)就在他下文。所謂“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jīng)》，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他又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他上文說秦朝時候，明說“而古文由此絕矣”，終西漢一朝，并沒提起古文。到王莽時的六書，才有所謂“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則古文是根據(jù)壁中書，奇字想就是根據(jù)山川鼎彝的。然而現(xiàn)在《說文》一書中，所存“古文”、“奇字”，實屬寥寥無幾，果使所謂古文者不過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異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類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學(xué)中的金石一派），所載的文字，分明和許書不盡相合。四、而且六書的說法，僅見于《漢書·藝文志》，許慎《說文解字》序和《周禮》保氏注引先鄭的說法，此外都沒有。為什么沒有一個人提及，難道周代相傳的掌故，西漢時代沒有一個人曉得嗎？

    所以我疑心：六書的說法，是本來沒有的。這種說法，是漢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來研究所得的結(jié)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這種說法。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并不是從戰(zhàn)國時代起的。中國的文字，戰(zhàn)國以前本來是大體相同，而各國都有小異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才統(tǒng)一（說“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則大體相合可知。“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是從七國時代起，他無證據(jù)，只有《周禮》上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xié)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可以做周室盛時，言語不異聲、文字不異形的證據(jù)。然而這句話，除《周禮》以外，也是他無證據(jù)的），既然六書的說法，是漢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結(jié)果；那么，從此以前，中國的文字是絕無條理的。不過有《倉頡》、《爰歷》一類的書，像后世的《三字經(jīng)》、《千字文》一般，給人家念熟了記牢了罷了，像后世《康熙字典》一類的書都是沒有的。這么說，就可以見得中國的文字，是迫于需用漸次增加，并不是有一個人（像倉頡、史籀等）按了一定的條理系統(tǒng)，把它創(chuàng)造或改良的（難我的人要說：既然是逐漸發(fā)達，何以所有的字，分明能把六書來駕馭它，何以能這般有條有理呢？那么，我要請問，后世造俗字的人很多，所造的字，也分明能把六書來統(tǒng)御它，難道他們是通“六書義例”的嗎）。

    以上的說法，似乎奇創(chuàng)，然而其中似乎也有點道理，請“好學(xué)深思之士”想一想。程邈是中國一個改良字體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隸書，到如今還沿用它（真書和隸書，算不得什么變遷）。然而這個人事跡不詳。只據(jù)《說文》的序，知道他是下杜人。《說文》序說王莽時的六書：“三曰篆書。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這句話當在“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之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衛(wèi)垣《四體書勢》：“……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陽十年，從獄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前一說，想又是因說文的錯簡而致誤的。

    至于作書的器具，古人所用的，有竹木兩種：木的喚做“牘”（《說文》：牘，書板也），喚做“版”（《管子·霸形篇》注：方，版牘也），又喚做“方”（《儀禮·聘禮》注：方，版也）。板長一尺（《玉海》），所以又喚做“尺牘”。小的喚做“札”（《漢書·郊祀志》注：札，木簡之薄小者也），也喚做“牒”（《說文》：牒，札也。札，牒也），大的喚做“槧”，槧長三尺（《釋名》）。方而有八角，有六面或八面可寫的，喚做“觚”，又喚做“稜”（顏師古《急就篇》注：觚者，學(xué)書之贖，或以記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史記·酷吏列傳》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記事謂之“契”（《漢書·古今人表》注：契，刻木以記事也）。把它分做兩半，則或喚做“契”，或喚做“券”（《曲禮》：“獻粟者執(zhí)右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公常執(zhí)左券”，則左半喚做券，右半喚做契。然亦是“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的）。竹的喚做“簡”，又喚做“策”（《儀禮·既夕》注疏：編連為策，不連為簡。案這也是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的）。也有用帛的，則謂之“縑素”（見《后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注）。編連起來是用“韋”（《一切經(jīng)音義》十四引《字林》：韋，柔皮也），所以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寫字是用筆蘸漆，書于簡牘（《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于竹簡）。寫錯了，就用刀削去，所以“刀筆”連稱，又說“筆則筆，削則削”（《漢書·禮樂志》：“削則削，筆則筆。”注：“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曲禮》疏：“削，書刀也。”則削簡牘的刀，亦可以喚做削），這種寫字的法子，是很繁難的。所以古代的文化，發(fā)達得很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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