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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劉玉芬-《生活不可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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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姐劉玉芬本來應該是我表妹。

    那年秋天一個光線很暗的黃昏,舅媽在給生產隊的耕牛喂草,一頭因常年吃不上精飼料而氣急敗壞的公牛突然發作,一蹄子踢到舅媽挺起的肚子上,劉玉芬在牛圈里出生了,比預產期早了一個月,比我早出生一天。

    表姐劉玉芬讀到初二時已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一輩的鄉里鄉親說她長得像畫里的人一樣,十里八鄉年輕一輩見過的最漂亮的美女也就是樣板戲里的那幾位,所以他們以孤陋寡聞的見識,就我表姐劉玉芬的長相爭得面紅耳赤,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劉玉芬比樣板戲里的李鐵梅、江水英、方海珍要好看得多,多在哪兒?沒人能說得出來。同在初二(1)班的同學于耕田悄悄地對我說:“劉玉芬像電影里的海霞。”

    表姐劉玉芬長著瓜子臉,笑起來眼睛、眉毛會跟著一起笑。夏天的時候,我和于耕田曬得像被壓迫的黑奴,而表姐劉玉芬臉上白里透紅,怎么曬也曬不黑。我問表姐為什么,她站在毒辣的陽光下,抹著一臉的汗水,很委屈地說:“我也不知道,我又沒戴草帽。”

    那時候地里的莊稼跟地富反壞右分子一樣,從種到收,整天萎靡不振、半死不活,鄉下最好的年景也得缺三個月口糧,所以我們活著的目光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盯著糧食和飯碗,而不是盯著姑娘。于耕田在課堂上暢想共產主義幸福情景時說:“我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頓頓能吃上五碗干飯,肚子撐得像地雷,一碰就炸!”

    于耕田的父親是個瘸子,母親是個瞎子,每年冬天,他們家一天只吃兩頓飯,今年剛進入臘月,家里就揭不開鍋了。一個雪后放晴的早晨,我和表姐劉玉芬在村口遇到了站在風中瑟瑟發抖的于耕田,十五歲的于耕田瘦得像一只瘟雞,腳上的灰藍布鞋已經開裂,露出了凍得青紫的大腳趾。他抹了一把鼻涕,從草繩捆著腰的懷里掏出一張紙條,對我說:“灶屋兩天都沒冒煙了,借米也借不到,你幫我跟王老師請個假!”

    我接過紙條一看,上面寫著:“王老師,請假要飯一天!于耕田12月26日。”

    我覺得要飯挺丟人的,遲疑了一會兒,把假條塞回于耕田的手里:“你自己交給王老師吧!”于耕田苦著臉說:“我怕王老師不批假。”

    這時,站在一邊的表姐劉玉芬一把搶過假條:“我交給王老師!”

    自劉玉芬幫于耕田請過假后,我發現于耕田對表姐有些上心,每天在村口非要等劉玉芬來了,才肯去學校。有一次,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走在身后的于耕田將一個烤熟的紅薯悄悄地塞到劉玉芬手里,動作隱蔽而迅速,劉玉芬不僅沒有拒絕,臉上還有些激動。

    寒假前一個有霜的早晨,陽光軟弱無力地照亮了村里荒涼的屋頂和凍僵的麥田。我說:“時間不早了,得趕緊去學校。”于耕田用走資派般死不改悔的口氣說:“等劉玉芬來了一起走!”

    表姐劉玉芬那天沒來,我們到學校時,光棍一根的王老師沒追究我倆遲到,卻把于耕田拉到一邊沒頭沒腦地教訓了起來:“你請假要飯,為什么讓劉玉芬送假條?”

    劉玉芬不讀書了。王老師為此上門做了家訪,問劉玉芬為什么。劉玉芬聲音很低,語氣卻很堅決:“城鎮戶口畢業了能招工、當干部,我們農村戶口讀畢業了還是回家種田。”

    于耕田聽說劉玉芬不讀書了,他也死活不愿讀了。那天我們三人最后一次在村口碰面時,于耕田義憤填膺地說:“我們讀再多的書,也不給你當革命的接班人,只給你一根扁擔,挑大糞!我要是再去讀書,我就是烏龜王八蛋!”我看到表姐劉玉芬雖然沒說話,卻激動得滿臉通紅。

    讀初三的時候,我們村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2

    舅舅在公社農機廠食堂燒飯,表姐劉玉芬幫忙淘米、洗菜、燒火。

    于耕田也沒去生產隊干農活,他到河里、水塘里撈魚摸蝦,聚多了,隔三岔五拎到縣城或集鎮上去賣錢。聽說于耕田不想讀書了,瘸子父親和瞎子母親感慨萬千,都說兒子長大了,他們對于耕田主動輟學表現出了相當的興奮和激動。

    我父親雖然是一個鄉村木匠,但他新中國成立前在南京國民政府大樓里修過樓梯和木地板,據說還見到過蔣委員長的背影,是見過大世面的,所以他要我繼續讀書:“總統府里的哪個大官不是讀過書的?讀書無用,不讀書更無用!”

    我舅舅其實就是讀過書的人,正宗六年制高小畢業,全村最高學歷,1949年參加土改工作隊;1950年在縣鎮反辦公室幫著整理和抄寫即將被槍斃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惡材料;1957年因說了一句“每畝一千斤都收不到,哪能收十萬斤”被定為右傾分子,開除公職,回到鄉下種田。舅舅由城里戶口變成鄉下戶口,丟了城里人的身份,也丟了吃供應糧的飯碗,每個月三十二斤大米、半斤油,還有逢年過節時的白糖票、花生票、布票、肉票、肥皂票、香煙票,全都沒了。舅舅曾不止一次地說過:“要是早知道說一句話會丟飯碗,用老虎鉗也別想撬開我的嘴巴,我寧愿咬斷舌頭也不說!”

    舅舅回到鄉下后,娶了我鄉下的舅媽,一口氣生下來四個農村戶口的孩子。舅媽在一些餓得饑腸轆轆的夜里浮想聯翩地對舅舅說:“你要是在城里吃皇糧多好!”舅舅在黑暗中嘆著氣:“我要是在城里吃皇糧,哪會娶你?”

    成為農民幾年后,已沒人關注舅舅這個右傾分子了,大隊要成立革委會,缺主任,全村都知道舅舅有文化,在城里吃過供應糧,公推舅舅出山。舅舅對前來籌備大隊班子的公社書記說:“1957年我是右傾,被開除回來的。”公社書記想了一會,說:“你是有文化的人,不能當主任,那能干點什么呢?”舅舅說:“書記,我家里孩子多,口糧不夠吃,我想到公社食堂燒飯!”

    我舅舅就這樣進了公社農機廠食堂燒飯,一燒就是八年。其中我表姐劉玉芬幫著燒了三年半。

    劉玉芬到食堂幫忙,廠長說:“你丫頭來燒飯,沒意見,燒飯每個月六塊錢是早就定好過的,一分錢不能加。”燒飯雖沒報酬,但女兒不受風雨太陽之苦,還能吃飽飯。舅舅說行。

    于耕田喜歡把魚蝦賣到鎮上的農機廠食堂,價錢比鎮上要便宜三分之一。賣了幾次后,舅舅說公社農機廠由一幫鐵匠、木匠造的手扶拖拉機一臺賣不出去,沒錢天天吃魚蝦,叫于耕田不要來了。于耕田嘴上答應,可腿上卻不由自主地又來了,直到有一天,劉玉芬跟于耕田在食堂外面嘰嘰咕咕地說話,忘了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一大鍋米飯燒煳冒煙了,舅舅這才發現了苗頭有些不對,他操起廚房里的菜刀,將一身魚腥味的于耕田轟出農機廠大門:“你要是再來,我砍斷你的腿!”

    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剛賣了魚的于耕田在街頭攔住了我,他托我將一雙尼龍襪子帶給劉玉芬,我有些猶豫,于耕田買了六毛錢鹵豬頭肉在我鼻子正前方揚了揚:“你舅舅要砍斷我腿,腿斷了,撈魚摸蝦的錢就掙不上了。你嘗嘗看,這豬頭肉香不香?”我拼命咽著嘴里泛濫的口水,無濟于事地僵持了不到兩分鐘,一伸手,抓起豬頭肉和尼龍襪飛一樣地跑了。

    劉玉芬接過藍底紫花尼龍襪的時候,手足無措,一會兒往左口袋里塞,一會兒又往右口袋里塞,她攥著襪子心虛地問我:“我能要嗎?”我隱隱覺得這雙尼龍襪子有些不懷好意,但吃了于耕田的豬頭肉,嘴有些短,就很含糊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

    舅舅知道劉玉芬腳上的尼龍襪是于耕田送的,氣得臉像襪子一樣青紫,他對表姐劉玉芬沒發火,卻把一腔怒火發到了我的頭上:“你都是高中生了,又不是看不出那小子心懷鬼胎,你居然充當幫兇!”

    舅舅花三塊錢在鎮供銷社買了一雙紅底藍花的尼龍襪子給劉玉芬穿上,那是他們父女倆起早貪黑燒飯半個月的報酬。我把洗干凈了的尼龍襪退給于耕田的時候,他一句話沒說,手里攥著襪子如同攥著一份殘酷無情的休書,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1978年冬,我即將高中畢業,高考恢復了,這個時候,我早已無心關注于耕田和我表姐劉玉芬之間的兒女情長或英雄氣短了。元旦前兩天,于耕田找到我,他叫我帶一張電影票給劉玉芬,縣電影院元月1日中午12點30分的,是羅馬尼亞電影《沸騰的生活》:“全縣人都快看瘋了,里面男女抱到一塊親嘴,膽子真大!”這時的于耕田很自信,他用賣魚蝦的錢買了我們大隊第一輛自行車,“長征”加重車,就憑這輛豪華自行車,全公社的漂亮姑娘于耕田可以隨便挑。

    我說我要復習考大學,沒時間去送電影票。于耕田從口袋里掏出五塊錢塞到我手里:“你復習太苦,這錢拿去買兩瓶補腦汁喝,考走了最好,考不走,我把摸魚蝦的手藝教給你,閉著眼睛一年掙六七百,比公社書記的工資都高。”

    我揣著電影票走到農機廠食堂門口時,舅舅將我堵在了油污很厚的門邊:“這么早你來干嗎?”我心里做賊似的說:“找表姐。”聽到聲音的劉玉芬從廚房里跑出來,很興奮地塞給我一個饅頭:“早上食堂剩下的,還熱著呢。”尼龍襪的陰影依然籠罩著舅舅的神經,他用像鷹一樣的目光盯著我,我支吾著:“沒什么事,走到廠門口了,進來看看!”我手里攥著電影票,接饅頭時,其實已經悄悄地挨到了劉玉芬的身邊,可舅舅寸步不離地貼著我,我毫無辦法。劉玉芬似乎看出了我臉上的暗示,說了一句:“你明天放學走這路過一下,給你留一些鍋巴,食堂大鐵鍋烤的,很香!”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號傍晚放學,我又去了農機廠食堂,舅舅倉促地給了我一大塊鍋巴,叫我快點回家,我問表姐去哪兒了,舅舅說廠里元旦放三天假,去江蘇揚州的姨娘家走親戚了,姨娘五十歲生日。

    當晚我回到村里找到于耕田,他收起電影票,將五塊錢重新塞回我手里:“你不要為她打掩護了,我知道,劉玉芬看不起我。”他抬起頭,望著黑暗的天空,一字一頓地說道,“明天、明天我就離開這鬼地方,到縣城去打江山,公社農機廠燒飯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耕田去縣城半年后,公社農機廠倒閉,正逢分田到戶,舅舅和表姐劉玉芬卷起鋪蓋回家種田,我考上了一所中專學校。

    從那以后,于耕田和劉玉芬就再也沒有了任何來往。

    3

    舅舅家分了十二畝責任田,午秋兩季,搶收搶種,披星戴月,其間的苦和累,在城里吃過供應糧的舅舅深有感觸:“能說出來的苦不算苦,能說出來的累也不叫累。”鄉下人都知道,干活累極了不能收住腳,只要一歇腳,人站著就睡著了。一次,表姐劉玉芬插秧回家吃晚飯,她捧著飯碗,吃著吃著,碗筷掉到地上,坐在凳子上睡著了。舅舅看到這情景,鼻子一酸,眼淚流了下來。

    從此,舅舅叫表姐劉玉芬在家燒飯,不讓她下地干活了,舅媽有意見了:“這么大的丫頭,不下田插秧,十幾畝地,我一個人哪能插得完!”舅舅說:“還有我呢。”

    此后幾年,三個表弟陸續初中畢業,他們像是約好了似的,一個都沒考上高中,弟兄仨前赴后繼地回到了鄉下。舅舅把三個表弟全都趕到了田里,逼著他們學農活,插秧、割麥、翻場、施肥。一段日子過后,累得半死的表弟們終于反抗了,他們說姐姐憑什么在家享清福,風吹日曬雨淋一點都沾不到。舅舅耐心地開導著三個兒子:“你姐姐給你們做飯,不是享清福,她也在干活,只是跟你們分工不一樣罷了!”

    表姐劉玉芬對舅舅的這一分工也有看法,她在飯桌上說:“爸,我要下地干活!村口的廣播喇叭里天天講,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都有女孩子開飛機了。”舅舅也不解釋,埋著頭只說了兩個字:“不行!”許多年后,我跟舅舅說起過此事,他對我說:“我一輩子一事無成,就生了這么個寶貝女兒,讓我長了臉,十里八鄉的誰不說玉芬長得像仙女!”他覺得要是讓女兒受苦受累,淪為一個粗糙的農婦,那就意味著自己的一生徹底失敗了。舅舅的大半生都被這一古怪的念頭控制著并淪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舅舅想把表姐劉玉芬當作大家閨秀養,可“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改變不了鄉村貧窮的事實,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由表姐劉玉芬一個人張羅,挑水、軋米、燒飯、喂豬、種菜、掏雞糞、洗衣服,一件都不能少,一天累下來,劉玉芬晚上倒在床上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舅舅看著女兒的屋里無聲無息,他覺得在這個家里,女兒像一個丫鬟,又像一個用人,舅舅搖了搖頭,一個人坐在黑暗中嘆氣。

    表姐劉玉芬二十二歲了還沒人上門來提親,不是人家不想來,而是不敢來。表姐劉玉芬實在是長得太好,幾年后的夏天我見到劉玉芬時一下子愣住了,她穿著紅藍相間的的確良襯衣,下面配一條藍布褲子,腳上是一雙白球鞋,一顰一笑,嫵媚而不失清純,艷麗而不失溫柔,活脫脫一個中國版的山口百惠。那一刻,我唯一的感覺就是,劉玉芬生錯了地方。

    舅媽很著急,鄉下跟劉玉芬一樣大的姑娘好多都抱上了孩子,她對舅舅說:“要不我們托老王莊的王阿婆撮合撮合!”舅舅情緒很敗壞地對舅媽吼道:“你給我少廢話,我們家玉芬不是剩飯剩菜!”

    小張莊的張聚財靠磨豆腐掙了不少錢,家里翻蓋了三間大瓦房,還買了一臺“紅燈”牌收音機,他拎了一籃子豆腐很自負地托王阿婆到我舅舅家給他兒子張來財提親,王阿婆搖了搖她那顆見過世面的腦袋:“何必要我白跑一趟?我說配不上就是配不上!豆腐你帶回去。”

    我中專畢業后分到縣建設局,當了一名繪圖技術員,是我們大隊唯一一個吃供應糧的,舅媽一度很糊涂地想把劉玉芬嫁給我,說是親上加親,讀過書的舅舅知道表姐弟近親結婚將來生下孩子要么是兔唇豁嘴,要么是白癡弱智,一口否定。我舅媽埋怨說:“生來丫鬟命,你把她當小姐養著。玉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979年于耕田進城后不再鉆進河湖港汊摸魚撈蝦,他干起了販賣魚蝦的營生。我畢業分回縣城后,他請我在一個蒼蠅很多的小酒館里喝酒。當他知道我月工資只有四十二塊錢時,他把一大杯白酒倒進喉嚨里:“你那點工資,還不夠我抽煙!”他請我喝酒的意思是讓我星期天回鄉下探一探表姐劉玉芬的口風,要是她愿意的話,他想請劉玉芬到城里來看一場電影,摩托車專程接送。那時候于耕田剛花六千多塊錢買了一輛“雅馬哈”摩托車販魚蝦,一輛車抵我十二年的工資。我說:“你自己跟她說去。”他摸了摸被酒精漲紅了的鼻子:“老實說,眼下縣城的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鄉長、書記掙的錢沒我的零頭多,我現在也是有面子的人,劉玉芬要是回絕了我,我這臉往哪兒擱?”我說:“這么多年你為什么不跟她聯系?”于耕田說他進城后,幾乎就沒回過鄉下,只在年三十晚上回鄉下跟殘疾父母吃個團圓飯,丟一大把錢給他們,初一大早就進城跟一幫朋友玩去了。農村對于于耕田來說,是一個刻在心里的傷口,是一塊烙在臉上的傷疤,鄉下人身份、殘疾人父母、被拒絕的電影票以及舅舅操起菜刀的兇狠都讓他無法面對,他沒有足夠堅強地對抗命運的擺布,他只好用鼓起來的口袋和囂張的語言擺平自己的內心。

    星期天回到鄉下,我去舅舅家串門,順便送了兩雙單位發的勞保手套過去,已是初冬時節,田里的稻子收割干凈,小麥也種下去了,鄉下人有了片刻的空閑。舅舅讓表姐殺了一只雞,中午陪我喝酒,借著酒勁,我說起了于耕田在城里的風光,言語間多少有些夸張,表姐給我夾了一塊雞腿,說:“好幾年都沒見到過于耕田了,沒想到他還真有兩下子,連摩托車都買上了……”舅舅打斷表姐的話頭:“他再有錢,也是農民,沒有工作證,沒有糧本子,在城里分不到房子,買不到煤球,吃米要到黑市上去買。他就像一個混進城里的特務一樣,過的是鼠竊狗偷的日子。我在城里待過七年,只有我才曉得農民是賤民,是下等人。”舅舅突然把半碗酒一飲而盡,他用烈酒把剎不住的話咽了回去,“我不想說了,再說就該拉出去槍斃了!”

    臨走時,我到廚房悄悄地對正在洗鍋的劉玉芬說:“于耕田想請你到縣城看電影!”劉玉芬漲紅了臉,聲音膽怯、語氣含糊地對我說:“我聽我爸的!”

    我哪敢跟舅舅說?回到縣城,于耕田聽了這消息后,將嘴里的煙頭吐到地上,用腳狠狠地踩滅:“我要是找不到比劉玉芬漂亮的老婆,我就跳到高郵湖里自盡!”

    4

    于耕田沒有跳高郵湖,他在高郵湖邊販魚的時候救了一個跳湖自殺的城里姑娘林小玲。林小玲是縣國有照相館的洗印工,她愛上了一個刑滿釋放的國民黨特務,而且年齡比她大二十多歲。正當她準備跟國民黨特務結婚的時候,父母和哥哥將她痛打一頓并將她反鎖在家里一個多月。國民黨特務放出來后,已經離開縣城,從此下落不明,據說是移居香港了。于耕田聽了林小玲的哭訴后,安慰她說:“你為一個國民黨特務跳湖,不值得!”

    于耕田用摩托車將林小玲帶回縣城后,兩人就好上了。我在于耕田租來的房子里看到過林小玲,人長得比較妖艷,頭發燙得像炸開的雞窩,眼睛看人帶著鉤子,并且很輕易就能勾走男人意志薄弱的魂魄。平心而論,林小玲的相貌跟劉玉芬是沒法比的。于耕田從我的眼睛里嗅出了我的不以為然,所以就顯得很激動:“人家是城里姑娘,城里戶口,有正式工作,劉玉芬算什么?鄉下丫頭!”出于親緣的本能,我毫不客氣地反擊于耕田:“林小玲水性楊花,劉玉芬冰清玉潔。除了爹媽給她個城里人的身份,林小玲一無是處,送給我都不要!”

    我針鋒相對地反戈一擊,于耕田蔫了,自卑心理徹底暴露了出來,他給我點了一支煙,聲音灰暗地對我說:“送給你你不要,可我打燈籠也找不到呀。你是城里的國家干部,我是鄉下進城的一個小混混,父母一個殘疾人,一個盲人,連鄉下丫頭都看不起我,你說我算什么?我狗屁都不是。”我看到于耕田眼睛里有些潮濕,也就沒再給他雪上加霜、繼續打擊了,我違心地安慰著他說:“你別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時沖動,說話沒了分寸。其實單憑林小玲看上鄉下人這一點,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全縣獨一無二。足夠偉大的了!”于耕田聽我這么一說,臉上又彌漫起死灰復燃的神氣:“我結婚的時候,一定請你坐上席,在滿園春大飯店擺上三十桌!你說,到時候我要不要請劉玉芬呢?”

    第二年春天的時候,于耕田對我說他想跟林小玲把婚事辦了,我說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沒想到一個有正式工作的城里姑娘就這么被一個鄉下來的魚販子征服了,于耕田很得意,接著說了一通“城里人都是掙不到錢的花瓶”之類的狂話。過了一段日子,于耕田情緒低落地找我喝了一晚上悶酒:“我總算弄明白了,在城里人面前,鄉下人再有錢,還是個鄉巴佬,是臭魚爛蝦!”他說林小玲家里知道她跟一個鄉下來的魚販子好上后,每天上下班都由她那位在縣武術隊的哥哥林國彪接送,絕不讓于耕田有半點可乘之機。林小玲哥哥咬牙切齒地教訓妹妹:“釋放的國民黨戰犯政府都安排了工作,有城市戶口,有工作證,有城市糧油供應證,鄉下魚販子有什么?”林小玲的母親解放前在縣城“繡香樓”妓院當過伙食總管,她不勝感慨地對一家人說:“早知這丫頭發神經病,還不如當初讓她跟國民黨特務一起去香港!”林小玲哥哥似乎有不同看法:“關鍵是國民黨特務比我爸還大一歲。”于耕田說他上個星期天去過一次林家,買了四條帶嘴子的“大前門”香煙、四瓶“古井貢酒”、四條高郵湖“白絲魚”,還有四盒縣城里最名貴的“荷花糕點”,于耕田畢恭畢敬地上門。可林小玲哥哥林國彪既不理睬,更不讓座,他將手指扳得咯咯直響,挑釁性地將煙霧吐到于耕田的臉上:“你一個鄉巴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打我妹妹的主意,你他媽要是不想缺胳膊少腿地多活幾年,現在就給我滾!”我問林小玲什么態度,于耕田說她準備跟他一起私奔,我說奔哪兒去,于耕田很迷茫地說:“我也不知道往哪兒奔,家里的瘸子父親、瞎子母親怎么辦?”

    五一放假我回到鄉下幫父親翻蓋廂房,于耕田5月2號突然回來了,他直奔我家,將我拉到屋后的竹林里,神情焦慮地對我說:“你今晚無論如何都要把劉玉芬約出來!”我問:“約劉玉芬干嗎?”他說:“請她去縣城看電影。她要是不答應,我就跟林小玲私奔!”我說:“你這太荒唐了,總不能腳踩兩只船吧!”于耕田將一條沒送出去的大前門香煙塞到我手里,哀求說:“這輩子你幫我最后一個忙,好不好?”

    傍晚,我借口到舅舅家借梯子,扛上梯子后,我對舅舅說:“我帶了一條大前門香煙孝敬您,出門忘了帶,讓劉玉芬跟我去拿一下!”舅舅聽了這話非常高興,表揚我說:“外甥比兒子孝順!”

    我將表姐劉玉芬直接帶到了我家屋后的竹林里,然后我悄悄地回家了。

    于耕田什么時候走的我不知道,反正招呼沒打一聲,人就不見了,劉玉芬也沒來我家拿香煙。晚上我給舅舅送煙過去,舅舅接過煙,很詫異:“不是說香煙找不見了嗎?”我說:“是的,家里翻蓋房子,很亂,后來在水缸后面找到了。”

    舅舅接過煙樂顛顛地進屋向舅媽炫耀去了,我在舅舅家豬圈門口找到了正在摸黑喂豬的劉玉芬,我問她怎么不辭而別了,她聲音幽怨地說:“都準備跟人家城里姑娘結婚了,還跑來約我看電影,存心欺負人。”

    我能聽到黑暗中劉玉芬急促的喘息聲,她覺得于耕田是找了城里姑娘后故意來戲弄自己,我說:“只有我知道,于耕田這么多年之所以拼命掙錢,就是為了你不小看他,為了你能跟他一起去看電影。”劉玉芬說:“我不相信。這么多年,他從來都沒找過我。他有錢盡管找城里姑娘好了,與我有什么相干!”

    我不知道于耕田約劉玉芬看電影為什么要扯上城里姑娘林小玲,簡直愚蠢透頂。回縣城后,于耕田對我說,他本來是想告訴劉玉芬,他跟城里姑娘林小玲馬上就能結婚,可如果劉玉芬愿意的話,他就放棄城里姑娘跟她相好。他提林小玲是想說明在他心目中,劉玉芬比城里姑娘還好,可劉玉芬不相信。我說我也不相信,于耕田痛苦地揪著自己的頭發:“我自討沒趣,我想最后賭一把,可我還是賭輸了!”

    只有于耕田知道他跟林小玲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很荒誕,根本就不靠譜。林小玲喜歡刺激,而不是喜歡于耕田,家里反對她跟國民黨特務結婚,她就找一個鄉下的魚販子來激怒家人。當家人反對她跟于耕田結婚時,她先是答應跟他私奔。就在于耕田舉棋不定、猶豫不決的那段日子,西門郭小五子打群架用刀捅死了賣臭豆腐的尤老三,林小玲一興奮,就在于耕田回鄉下找劉玉芬攤牌的那天夜里,跟殺人犯郭小五子私奔了。

    于耕田像一個來路不明的氣球懸在半空中,沒有根底,沒有方向,沒有目標。自林小玲失蹤后,于耕田就懶得去販魚了,整天在縣城小酒館里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有一天,他喝醉酒騎摩托車將一個掃馬路的環衛工人的一只胳膊撞斷了,并且自己摔斷了兩條腿。

    于耕田賠了環衛工人三千塊錢,自己兩次手術加上住院又花去一萬多。出院后,于耕田元氣大傷。我要請他喝酒壓驚,他躺在出租屋那間沒有溫度的床上對我說:“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喝的是什么?”我說:“六十度的火燒刀子!”他說:“老鼠藥。”

    5

    表姐劉玉芬的親事是在于耕田第二次腿骨復位手術的那天定下的。躺在手術臺上的于耕田,腿上少了一截骨頭,心里死了兩個女人。

    老王莊的王阿婆很有成就感,她眉飛色舞地對我舅舅說:“縣煤建公司正式工,叫周克武,拿工資,吃皇糧,還能買到平價煤。玉芬長這么標致,就該嫁到城里去享福。”

    舅舅有些擔憂地說:“可玉芬畢竟是鄉下姑娘,人家哪能看得上呢?”

    王阿婆吐出嘴里的瓜子殼:“人家說只要長得漂亮,不在意農村戶口。玉芬的照片周克武已經看過了,人家相當滿意,他說你們要是愿意的話,下個月就結婚。玉芬都二十三了,早該嫁了。”

    我舅舅說,要是讓玉芬高攀嫁個城里人,將來被瞧不起活受罪的話,女兒寧愿不嫁。王阿婆充分調動起自己的如簧巧舌:“吃香的,喝辣的,不遭風雨日曬,受什么罪?再說了,周克武都三十一了,能娶上這么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當仙女供著還來不及呢。”

    相親的日子正逢五一放假,舅舅要我陪城里來的準女婿吃飯,說心里話,我不情愿,可拗不過舅舅,就過來了。一見到周克武,我頭皮立即就麻了,這個賣煤球的皮膚雖然比煤球稍白一些,但腰身比煤球還要圓,錯雜的黃牙咬住一根香煙,煙霧籠罩著一張僵硬而平庸的臉,混沌的眼睛里隱約閃爍著逼人的寒光,嘴上的一圈小胡子毫無來由地亂顫著,整個人看上去就應該是個打光棍的人。與于耕田的健康、結實、勻稱、五官端正、機靈精明相比,周克武是不配坐在舅舅家上席喝酒的,他坐的位置應該是于耕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腌臜周克武,他確實就是那樣的造化。其實我舅舅一見到周克武,他的感覺比我更加糟糕。他在王阿婆云天霧地的渲染中,始終保持著沉默,我能感覺到舅舅見了周克武后內心的失望、矛盾、彷徨、猶豫以及摻雜其中的屈辱和痛苦,這個曾經吃過皇糧的農民,已經被土地和糧食壓垮了腰桿和自信。

    喝酒的時候,周克武的賭咒發誓讓舅舅繃緊的心稍有緩解,他站起來端起一大盅白酒敬舅舅和舅媽:“你們放心好了,劉玉芬嫁到我家,我不把她當老婆,我把她當妹妹。”我當時就覺得這簡直就是廢話,你是來娶老婆的,又不是來娶妹妹的,可我舅舅、舅媽卻被這空頭支票感動了,舅媽聲音猥瑣地說著:“我家玉芬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還請你多擔待一些!”周克武拍著胸脯說:“沒事的,劉玉芬嫁到我家,吃喝玩樂隨她。我媽說了,要是我敢對老婆動一個手指頭,就把我剁碎了扔到高郵湖里喂魚。”周克武很不負責任地承諾著,那一刻,這個在廚房里偷看過劉玉芬美貌的城里光棍連搶人的心都有。

    舅舅在王阿婆步步緊逼的煽動下,心里很不踏實地收下了周克武的定親彩禮,一套的確良衣褲、一塊“寶石花”手表、兩條“柳風”香煙、兩瓶“槐陽大曲”,都是不需要開后門就能買到的,不過一百四十多塊錢,算不上奢侈,舅舅不踏實的是周克武將來會不會兌現他的承諾。

    作為從舊社會成長起來的舅舅,他不可避免地繼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傳統,父母認準了兒女的親事,與其向兒女征求意見,不如說是向兒女宣布決定。劉玉芬在聽了父親的決定后,也不敢提出任何異議。那天周克武臨走前,舅舅叫她跟周克武見一下,劉玉芬乖乖地從廚房走到堂屋跟周克武見面,她只用眼睛掃了不到半秒鐘,心里就涼了一大截。而周克武卻用貪婪的目光自上而下地反復過濾著劉玉芬的身體,并停留在身體的關鍵部位久久不愿離開。

    周克武跟王阿婆走后,表姐劉玉芬把自己關進房里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舅媽發現劉玉芬眼睛紅紅的,以為女兒舍不得離開家,就安慰她說:“不要難過,女兒遲早是要嫁人的,你又不會去當尼姑,對吧?”劉玉芬沒說話,她想跟舅舅談談,可站在舅舅的面前,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她知道舅舅是不想讓她日后受苦受累才答應了這門親事,舅舅看著欲言又止的女兒,一下子全明白了:“你要是實在窩心的話,就把彩禮退了!”劉玉芬不知說什么好,她低著頭,拎著一籃子青菜默默地走開了。

    假期結束前的一天晚上,劉玉芬跑到我家找我,我問她怎么了,她扭捏了好半天,才說:“于耕田跟城里姑娘結婚了?”我說:“林小玲甩了于耕田,跟一個殺人犯跑了。”劉玉芬若有所思地說:“我們鄉下人高攀城里人,真丟臉!”

    我說你一直不答應跟于耕田看電影,他才一氣之下跟林小玲談起了不切實際的戀愛。劉玉芬沉默了很久,終于鼓足勇氣說出了來意:“于耕田要是答應我跟他一起賣魚,我就答應跟他去看電影。”

    回到城里已是晚上,我到荷葉巷于耕田的出租屋找到了他,酩酊大醉的于耕田抱著酒瓶倒在床上,昏黃燈光下的于耕田像一條死魚。我把他從被窩里拖起來,把劉玉芬的意思說了好幾遍,于耕田把酒瓶里最后一點酒全倒進喉嚨里,僵硬著舌頭說:“我是、是上岸就死的魚,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吃下去死不了人,不吃、不吃誰也不稀罕這份營養。你告訴劉玉芬,我是條死魚,賣不掉!”

    我想等于耕田清醒的時候再跟他好好說說,可連續好幾個星期,要么找不到他,即使找到他也是醉醺醺的。一個月后的一個星期天,我回鄉下看望父母,母親說,這段日子,劉玉芬每個星期天都要過來找我,問她什么事,也不說,我叫母親不要問,話還沒說完,劉玉芬就進來了。母親走開后,劉玉芬也許從我冷靜的臉上已經找到了答案,所以說了一句無關緊要的話:“快五個星期了,你都沒回來!”我把早考慮好的話告訴劉玉芬:“于耕田到此為止。”

    又一個月后,劉玉芬跟縣煤建公司的工人周克武結婚了。婚宴上,當我看到天生麗質的表姐劉玉芬被粗俗丑陋的周克武摟在懷里四處敬酒時,我的心里像有無數的蛆在爬行。

    劉玉芬結婚后的第三天,也許是第四天,于耕田找到我的辦公室,他穿了一件嶄新的米黃色夾克,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整個人看上去神清氣爽,他給我點了一支煙:“還是你說得對,再喝下去,我就廢了。酒戒了,西市口菜場的魚檔租好了,我準備跟劉玉芬一起賣魚!”

    我告訴于耕田,劉玉芬已經結婚了,三天前剛嫁到城里,家就安在縣白塔河碼頭邊縣煤建公司的院子里。

    于耕田一下子傻了眼,他回不過神來,呆呆地看著我,嘴里反復叨嘮著:“不可能,不可能!”

    我說中午請他喝酒,他搖了搖頭,然后轉身一個人默默地走了。

    那段日子,我忙著繪制縣法院辦公樓的施工圖紙,一個星期忙完后,我去荷葉巷找于耕田,房東說他已經退房走了。我到菜市場去找,市場管理處說于耕田租了一個魚檔,五十塊錢定金都付過了,可等他來辦手續,人卻不見了。

    我有些擔心起來,連夜回鄉下找到于耕田家,于耕田瘸子父親說兒子前些天晚上回過一趟家,丟下兩百塊錢,說他要去很遠的地方做大買賣,一時回不來,每年他會寄錢回家,讓父母不要擔心。

    我對于耕田很有意見,離開縣城至少要跟我說一聲,他跟劉玉芬沒走到一起又不是我造成的,我為他們穿針引線做過那么多辛苦而徒勞的努力。

    這一年年底的時候,我收到了于耕田從深圳寄來的一封信,他先是對不辭而別表示道歉,又解釋說當時的心情糟透了,無心跟任何人打招呼,來到特區半年后,他才發現,他不屬于縣城,那地方太小了。

    我想給他回封信,發現來信沒留地址。

    6

    表姐夫周克武平時還是挺好的,酒喝多了才會打老婆。而他一個月里酒沒喝多的日子只有四五天,跟一個月的禮拜天天數大致相等,所以表姐劉玉芬不挨打的日子相當于禮拜天放假。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買菜回家的劉玉芬,問她脖子上怎么青紫了一大塊,她支吾著說:“晚上摸黑收衣服時被院子里的鐵欄桿撞的。”那時候她結婚還不到半個月,我看不出她臉上有半點新婚的甜蜜,倒是一種難以掩飾的幽怨和落寞非常明確地暴露在早晨的陽光下,我對她說:“于耕田不在縣城了。”她沒接我的話,卻說:“你要是有臟衣服,送過來我幫你洗!”

    大約是年底的時候,我們建設局肖局長在馬壩鄉大橋工地現場扭傷了腳,我去縣醫院看望局長,發現表姐劉玉芬也在住院,她的腿被丈夫周克武打成了骨裂。她一個人躺在病床上,腿上纏著綁帶,一見了我,就像見到了家里的親人,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我問她怎么了,她不說話,只是默默地流著淚,我看到她身體能動彈的部分在抽搐、痙攣。

    我坐到病床邊,掖好被抖亂的被子,看著孤立無助的表姐,血直往腦門上沖:“你不說,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點個頭,我現在就去把那個王八蛋給宰了!”

    劉玉芬一把拽住我的袖子:“求你了,別去!你打不過他。”

    劉玉芬終于承認自己從新婚蜜月起一直是在周克武的家庭暴力中度過的。周克武每天中午、晚上要喝兩頓酒,三杯酒下肚,不打老婆就全身難受,就不能往下喝,打老婆是他下酒的另一道菜。

    周克武打老婆不需要理由,抬手就是一巴掌,常用語是:“你他媽的鄉巴佬,晚上在床上好好把老子伺候舒服了,聽到沒有?”劉玉芬一開始不接話,周克武抓起桌上的盤子就往劉玉芬的頭上倒扣下去:“你他媽的聽到沒有,老子是看得起你,才叫你這個鄉下丫頭來伺候老子的。”劉玉芬抱著被砸出血的頭蹲了下去,點點頭。周克武又飛起一腳踹過去:“你他媽啞巴了,說話,聽到沒有?”劉玉芬被踹倒在地,她聲音低低地說:“聽到了。”周克武走過來揪著劉玉芬的頭發,像拎一捆稻草一樣地將她拎站起來:“聲音大點,聽到沒有?”劉玉芬提高聲音說:“聽到了!”然后她接著去鍋臺上給他炒菜。

    劉玉芬這次腿被打成骨裂,是有原因的。三天前的中午,劉玉芬炒花生米火候沒把握好,炒出了些許焦煳味,周克武抓了一把塞進嘴里,沒嚼幾口,就將滿嘴的花生米碎末吐到劉玉芬的臉上:“你這個鄉下活豬,眼睛瞎了,連個花生米都炒不好。”劉玉芬抹著臉上的花生殘渣,壯著膽子頭一次回了句嘴:“你們煤球質量不好,土沒摻勻,一會兒火大,一會兒火小。”其實劉玉芬剛說完就后悔了,她望著手里抓著酒瓶的周克武,腿篩糠似的顫抖著。周克武抬起被酒精膨脹起來的腦袋,目光在斑駁的墻壁上掃射了幾個來回,最終停留在磚地上,掛在墻上的搟面杖掉到了地上。周克武冷靜地對劉玉芬說:“把搟面杖撿起來!”劉玉芬小心地撿起搟面杖像撿起一顆地雷,她不知所措地望著周克武,周克武依然冷靜地伸出手說:“撿起來就送過來呀!”劉玉芬瑟瑟發抖地將搟面杖送到周克武的手上,周克武接過搟面杖,掄起來猛地劈向劉玉芬的腿:“我叫你頂嘴!”劉玉芬一聲慘叫,跌坐在螞蟻亂爬的磚地上。搟面杖斷了,劉玉芬的腿骨裂了。

    我突然覺得周克武打的不是劉玉芬,而是我,是我們所有的鄉下人。聽了劉玉芬的哭訴,我真想一刀宰了他,可我不會跟這種人動刀子,但我必須要嚴正警告周克武,如果再對表姐動粗,就對他不客氣了。怎么個不客氣?直到我站在周克武煤建公司宿舍門口時,也沒想清楚。周克武見我來了,滿臉堆笑,連忙遞煙:“兄弟你來得真不湊巧,劉玉芬住院了,我馬上要過去給她買飯,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改天過來,我倆一人一瓶對吹,怎么樣?”

    我心冷冷的目光逼視著周克武:“我表姐是怎么住院的?”

    周克武討好地給我點上火:“酒喝多了,失手打的。我不騙你,平時很少失手。”

    我將點著的香煙狠狠地扔到地上,用腳旋轉著踩得粉碎:“周克武,你信不信?我只要使個眼色,三個表弟就會失手把你捆起來扔到高郵湖里喂魚。”

    周克武抹著臉上的虛汗,點頭哈腰地說:“我信,我信。下次再也不敢亂來了。”

    表姐劉玉芬出院后想回一趟娘家,周克武給了她八毛錢做路費,劉玉芬嘗試著說:“我爸爸風濕病犯了,我想買些糕點帶回去!”周克武不耐煩地擺擺手:“來回車費三毛,剩下的五毛錢買些燒餅、油條,每人都有份。我養著你這個吃閑飯的已經夠不容易的了,我不能養你全家。”劉玉芬不敢多說,她躲進房里抹了一把眼淚,跑到我單位來找我借錢,我問借多少,她說借一塊錢。

    劉玉芬回娘家花五毛錢買了十只燒餅、油條,還有一塊錢的桃酥,桃酥八分錢一塊,共十二塊,油紙一包,體面而闊綽,舅舅手里攥著桃酥就像攥住了女兒城里的幸福生活,剛吃了一口桃酥,腿腳頓時輕松,舉步行云流水。舅媽和表弟們吃著城里的燒餅油條,都說太香了,表弟們說姐姐下次回來一定要多帶一些。劉玉芬輕松爽快地答應著:“好的,下次給你們一人帶十塊。”

    吃晚飯的時候,舅舅看到劉玉芬不經意間停下手中的筷子發愣,他心里有些發毛:“玉芬,你怎么了?”劉玉芬突然一驚,回過神來:“爸,我沒怎么呀!”在那個晚上,也只有舅舅似乎感覺到了某些看不見的疼痛在歡聲笑語的背后發作。表姐劉玉芬一句沒提及她婚后的城里生活和周克武對她的寵愛有加,沒提意味著不能提、不敢提或不值一提。

    第二年春天,舅舅到縣城找到我,叫我給他幫幫忙,我說我一個普通的小技術員能幫上什么忙,他說縣里要賣一批城鎮戶口給鄉下人,交八千塊錢就可以“農轉非”:“給你表姐買一個城里戶口,她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了。”雖說周克武在舅舅面前拍胸脯說要把劉玉芬當著大小姐供著,但舅舅心里還是沒底,他覺得劉玉芬沒有城里戶口,就相當于欠了周家一筆巨債,玉芬的城鎮戶口一解決,債就兩清了,玉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周家的媳婦了。

    我每月工資四十二,每個月咬著牙存十五塊,工作了三四年,存款才四百九十塊錢,要到下個月才能湊齊五百。舅舅說:“那就借四百吧!等你一結婚,立即還你!你怎么還沒談到對象?”我把四百塊錢交到舅舅手里:“我不想找城里姑娘。”

    舅舅拿了錢就匆匆走了,臨走前他對我說,這次來縣城沒去劉玉芬家,不要跟劉玉芬說這事,我說,好。我問舅舅八千塊錢有沒有湊夠,他說沒有,眼下種責任田只能保證餓不死人,苛捐雜稅太多,舅舅一家五個勞力,種了五年,積蓄還不到一千五百塊錢,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塊錢,相當于每月五塊錢,每天一毛六分七厘。舅舅的臉上已經找不到絲毫曾在城里生活過的痕跡,他黝黑的臉膛和粗糙的雙手注解著什么叫農民。舅舅說:“萬般皆下品,農人品下品。玉芬買戶口的錢所有親戚朋友都借遍了,還是不夠,至少還要借兩三千塊的高利貸,二分息。”

    夏天的時候,舅舅背著八千塊錢來縣公安局買戶口,公安局對舅舅說,這一期五十個名額已經賣完了,下一批要等到秋天了。

    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劉玉芬的城里戶口終于買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戶口本和城鎮糧油供應本送到劉玉芬手里時,父女倆百感交集,劉玉芬流下了傷心的淚水,舅舅給女兒打氣說:“從今往后,你就是鐵板釘釘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見到老丈人來了,特地又到街上買了兩只鹵豬蹄子,桌上坐定,撬開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豬蹄給舅舅,自己抓著一只,你來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見鹵豬蹄沒有劉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沒啃豬蹄。周克武熱情地說:“啃呀,這豬蹄很貴很好吃的!”舅舅說:“留給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說:“她又不干活,吃豬蹄干嗎!”

    借著酒勁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沒干活了?燒飯做家務不是干活嗎?玉芬城里戶口本、糧油供應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側過身子,摟住舅舅的脖子說:“有城里戶口,沒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沒用的,還不如把錢拿來換酒喝。”

    屋外秋天的陽光很明亮,縣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滿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陽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塊錢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還清。

    鄉下的三提五統以及后來的農業稅比田里的莊稼長得還要快,比夏天的雷電劈得還要狠,一些農民交不起苛捐雜稅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糧食,還有一些農民在月黑風高的夜里舉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勞力,每年交完各種賦稅,還讓三個兒子陸續娶上了媳婦,算是相當不錯的家庭了,不斷地娶媳婦和不斷地翻蓋房子要花很多錢,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錢還債。從于耕田瘸子父親那里借的兩千塊錢高利貸每年要付四百塊利息,還的時間最長。因為只有于耕田父親不催著還錢,老兩口靠高利貸利息過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貸的錢都是于耕田寄回來的。

    舅舅對我說,買戶口欠下的債每年至少要還六百塊,不然到他下輩子也還不完,可三個兒子對還債的態度很消極,他們本來就對舅舅偏心女兒不滿,還要讓他們揮汗如雨地從土里摳出銅錢來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單,所以他們一結婚就讓媳婦跳出來鬧分家,分家后財務一獨立,舅舅借的債就不買賬了,舅舅也不好多說,因為三個兒子結婚,劉玉芬沒拿過一分錢,等到老三結婚分家后,舅舅還有四千多塊錢的債務沒還,包括兩千塊錢的高利貸。這時候,我舅舅已經年近六十歲了,在城里,已是人們退休的年紀,舅舅到離家五里外的一個窯廠摜磚坯,摜一塊磚三厘錢,一天摜五百塊磚坯,能掙一塊五,一個月四十五塊,要是在窯廠燒飯,只能掙二十二塊錢。露天摜磚坯是高強度體力活,三個月后,舅舅終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塊錢,吃了四十多劑中藥,人才活過來。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媽種著自己的兩畝責任田,又養了兩百多只鴨子,每年賣鴨子能還上五百多塊錢的債。我舅舅在午秋兩季后的田頭,在十里八鄉的池塘邊、河灘上放鴨,那些成群結隊的鴨子就是他的隊伍,就是他的希望,鴨子們為舅舅還債而義無反顧地走向菜市場,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鋒利的牙齒,每每想起這些殺身成仁的鴨子,舅舅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刻禁不住暗自落淚。

    舅舅牙疼進過一次城,疼得米水不進。進城后的舅舅沒先去醫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兒。劉玉芬正忙著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見了父親就熱情挽留父親中午在這吃飯。舅舅見劉玉芬臉上腫了一大塊,眼睛是鐵青色的,就捂著疼痛的牙齒指著劉玉芬的臉:“是他打的?”劉玉芬連忙辯解說:“不是,下雨天買菜回來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著牙責怪說:“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來是想讓女兒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見女兒臉摔傷了,什么都沒說,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醫院,我說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這個當年縣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個非法入侵者一樣充滿了驚慌和不安,他怕牙科醫生對鄉下人態度不好,才要找一個城里人陪著的。我給舅舅交了三毛錢掛號費,舅舅當即就從口袋里掏出錢來還我,我說:“等看完了再說,還要買藥呢。”

    縣醫院那位戴眼鏡的牙科醫生很好奇地看著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你,你是不是當年在鎮反辦工作過?住在城西銅鑼巷?”舅舅捂著嘴巴,拼命地搖著頭,牙科醫生說:“太像了,我父親是鎮反時被槍斃的,貼布告到縣政府大門口的那個人跟你太像了,當時我在場,記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堅決地搖了搖頭,表明他與城里的生活和縣城的歷史毫不相干。我對牙科醫生說:“我舅舅是鄉下一個農民,縣政府大門朝哪兒開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辦?”

    大夫說:“齲齒已經蛀空了,不好補了,只有換一顆假牙。”我問:“換一顆牙要多少錢?”大夫說:“烤瓷的,十八塊!”我說:“那就換一顆吧!”一直不說話的舅舅終于忍著疼痛開口了:“太貴了,我不換!”大夫說:“那只好拔掉了!”我說:“不行,換一顆!錢我來付。”舅舅生氣地把我推到一邊,對大夫說了兩個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開了些止疼藥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時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單位食堂吃飯。舅舅說:“牙疼不想吃飯。”臨走前,他對我說,“那么多債都沒還。嘴里幾十顆牙呢,留那么多沒用。”

    此后的幾年里,我舅舅為了省錢還債,拔掉了嘴里的六顆牙齒。

    表姐劉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顆牙齒,她是從舅舅說話關不住風的破綻里發現父親嘴里的牙齒漏洞百出。她說:“爸,你怎么少了這么多牙齒?”舅舅舉重若輕地說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這樣。”劉玉芬從餅干桶里摸出幾塊餅干塞給舅舅:“餅干能嚼動的,拿著吃吧!”舅舅這次進城是來榨油的,自從上回被周克武嗆了個鼻青臉腫后,他就不想跟這個女婿一起吃飯了,所以他每次進城總是看一下女兒,匆匆說幾句話就走了。

    劉玉芬結婚的第三年生下兒子周洋,生兒子后的那半年里,劉玉芬不僅沒挨打,還真的被周克武當著大小姐供了起來,周克武不喝酒,不讓劉玉芬洗菜淘米,還跳到河里摸鮮魚回來汆魚湯給劉玉芬催奶,他把魚湯端到床頭送給劉玉芬喝,自己抱起兒子親個沒完,他望著劉玉芬臉上恢復了紅暈,眼睛直勾勾的:“媽的,我們煤建公司誰有我這福氣,老婆長得比豆腐還嫩,真的,你比劉曉慶不差。還給我弄出了這么個兒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樣,抱著兒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躥下跳,完全變了一個人。劉玉芬被一種突如其來的幸福包圍著,她沒想到好日子來得這么快,所以,還在月子里,她就盡心盡意地滿足著周克武貪婪的欲望,極盡溫柔和體貼。

    好日子像做夢一樣短暫。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塊錢工資是養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兒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動,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錢;接著自己跳河里摸魚,用魚湯替代雞湯催奶,省下了營養費。半年后,劉玉芬的奶水不夠,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一個月黑風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邏的執勤隊在加工車間當場活捉了一個偷煤球的賊,執勤隊將小偷按倒在地,隊長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腦袋,其他幾個人又踹了幾腳,等到小偷不動了,他們才把手電筒的燈光對準小偷沾滿煤灰和血污的臉,仔細一辨認,所有人都傻了:“這不是周克武嗎?”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兒子后日子緊巴才動的歪點子,他在沒娶劉玉芬之前就開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單位號稱抽煙喝酒無敵手,三十幾塊錢工資沒到月底就光了,沒錢的時候他就在夜深人靜時潛入煤球加工車間,偷上兩口袋,再偷偷地賣給街上烤燒餅、做鹵菜的小攤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輕松。這么多年來,他進入車間偷煤球就像進入自家廚房里拿水瓢一樣,從容不迫。兒子出生后,周克武雖暫停了喝酒,但買奶粉的錢太多,經濟危機加劇,他出手的頻率過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終東窗事發。

    其實,周克武三十出頭了都沒娶上媳婦不是沒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長相,他還有一個聲名狼藉的家庭,父親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碼頭的地痞流氓,做過妓院打手、碼頭魚霸,靠敲竹杠、強買強賣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幫砍斷一條腿后,就改以偷雞摸狗為業。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碼頭上的一個魚販子賭錢時贏來的。魚販子說:“再輸我把女人抵押給你。”后半夜的時候,周天虎就贏回了一個女人。解放后,一無所有且少一條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為城市平民,屬無產階級,安置在縣煤建公司成了國家正式職工,贏來的女人為他生了個兒子,周天虎希望兒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劍影之事業,取名周克武。新社會哪容得了打手和惡霸?所以周克武雖粗壯威猛,但在作惡的道路上無所作為。初中畢業后開始在社會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個無業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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