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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期的中國，卻走了一條福澤諭吉預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開國門就是搞洋務運動，搞經濟建設，把西方的堅船利炮買過來，再開始造，然后才發現還要政治體制變革。戊戌變法一百多天，一場鬧劇結束了，甚至倒退。社會矛盾尖銳沖突，只好搞革命。民族的復興有賴于其文化復興。歐洲的復興是這樣，中華民族的復興也亦是這樣。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取決于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大學的崛起，而今天中國大學的崛起還相當遙遠。怎么辦，我們能做的只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里，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在討論文化復興問題時，要先界定幾個重要概念。首先是何為文化？古人認為是“觀乎人文以化天下”，2指的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到了現代，“文化”一詞的內涵與外延已被大大擴大，文化形態類別已一分為二。一類文化指人類在認識和改造、適應和控制自然界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現為自然科學、技術、知識等智能文化以及由此創造出來的工具、房屋、器皿、機械等物質文化，它是人類存在的基礎，為人類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第二類文化是指人類在物質文化和智能文化創造過程中的認識、改造、適應控制社會環境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現為社會組織、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及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語言、教育等規范文化和宗教、信仰、審美意識、文學、藝術等精神文化。3這個敘述雖復雜，但我們不難看了物質文化中最關鍵的也是貫穿人類始終的因素是科學；精神文化中遍及各種其他因素的最關鍵的因素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的因素是民主。故我在論述文藝復興時將以民主與科學為線兼顧其它文化現象（或因素）來論述，而民主與科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的內容，我們現代中國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亦是民主與科學。

    何為民主？這是我們應界定的第二概念。按王惠巖《政治學》的解釋，“民主”包括以下三重含義：第一，它指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第二，它指政府、組織等活動原則，主要看它是否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第三，指活動中采用的活動方式，是以民主方式來討論解決，還是以壓制方式解決問題。4居伊?坎爾楊梅對民主界定如下：“對政府的自由選擇，這個政府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尊重人權，尊重人們按信念與基本利益而生活的權利。”5這兩個界定本質上是一致的，故可以同時加以引用。

    第三個要界定的概念是科學。我們可以將科學定義為，它是人類對社會和自然規律的正確認識。

    （二）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起點

    中國文化直到明朝中朝一直是世界先進文化，是主要的文化輸出國。當中國傳統科學技術于明末趨于衰落時，中國文化從總體上亦開始衰落。更令人痛心的是，明朝統治者末對萬歷十年（1582年）來中國的意大利數學家利瑪竇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科學家和他們的著作、成果予以足夠重視。（自1584-1700年，耶酥會傳教士科學譯著達131種6）。反而在明清時期，將科技視作“淫巧”、“鄙事”、“未業”。一般讀書偌大以孔孟之書，應試科舉為進身之階。科舉制作為一種教育體系，實際上也是一種官僚選拔制度，它始于隋朝，歷經唐、宋、元、明、清各代，前后1000多年，是封建知識分子躋身仕途的重要途徑。而中國與之相應的封建社會是“官本位”社會，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因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被引上科舉邪道。從教育歷史上看，隋唐時期，統治者設立的“國子監”和各種專業學校還包括：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等。但隨著科舉制度的興起，學校就成為科舉的附庸。及至明朝，學校教育內容為“四書”“五經”、當朝法律、法令。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即使是最先進的文化，歷經1000多年的科舉考試壓抑，也會變得陳腐不堪，因此，中國文化至新文化運動之前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極大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中國新文化運動正是在中國社會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化的前夜，中國文化急需從傳統文化轉向現代文化之前發生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前，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提倡的批判封建精神羅網的文化思想運動。7其標志是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青年〉從第二卷起更名為〈新青年〉）它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向中國傳統文化宣戰并涉足政治、倫理、文學、教育等領域，實際上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從文化的角度看（而不是從傳統意義上以思想啟蒙為標準）。新文化運動經歷上三個相互銜接而又各具特點的時期。

    第一時期為19世紀末至1915年，以純文化（主要是文字、文學方面）的變革主張和實踐為主要內容。或許有人否認這一階段屬于新文化運動，但我依然認為，從文化視角來看，理應有這一階段。它首先表現在提倡白話文和運用白話文。陳榮袞、裘遷梁是代表人物。1898年春江蘇無錫舉人裘遷梁在上海《蘇報》上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明確提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8接著他馬上創辦了第一份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為變法搖旗吶喊。在變法浪潮推動下，戊戌變法前后中國出現了白話報熱。《無錫白話報》率先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林獬先后創辦《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陳獨秀在家鄉創辦了《安徽俗話報》。此外，全國各地辦有《寧波白話報》、《啟蒙通俗報》、《蘇州白話報》、《伊犁白話報》、《智群白話報》、《白話》等不下十幾種。還有用白話文撰寫的各種文章的報刊不計其數。陳榮袞則身體力行，編寫了《婦孺皆知》、《婦孺淺解》等10余種由白話寫作的通俗小學教科書。清末白話文運動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并不明顯的開端（我們都以1915年為明顯開端），卻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作為大量輿論工作，傳播了反帝愛國思想，而廢除文言文，推廣白話文也為資產階級民主理念宣傳（其主要內容為天賦人權、人權平等等西方政治思想，用文言文很難準確翻譯），科學知識的傳播及啟發人民提供了極大便利。新文化運動第一階段的第二個表現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黃遵憲等先進知識分子提出了“文以寫實“、”詩界革命“等文學方面的變革主張，促進了文化在文學方面的發展。

    第二時期為1915年9月—1918年，以舊民主主義思想為主要內容。其主要內容是宣傳民主與科學、批判孔教和提倡“文學革命”等。

    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青年應自主、進步、進取、面向世界、有實力、追求科學六大主張。接著將這六大主張概括為“德先生”和“賽先生”，認為“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就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之后，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吳虞等一批知識分子參與了民主與科學的宣傳。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代并沒有產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條件。中國人的民主意識是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不斷擴大和深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有救亡圖存的民族革命所引發的。“民主意識并不是中國社會本身的必然產物，中國人無法真正體味民主的深刻涵義。”9他們基于自然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認識，在接受西學時往往以當時的形勢需要和個階級自身利益出民，采用實用主義態度，從而造成對西學的主觀性和殘缺性。10即，中國人從來沒有系統地真正客觀地接受西方的民主觀念。⑾新文化運動中的大多數民主主義者即處于這種情況，他們一方面促進了民主思想的傳播和在現實生活中的運動，另一方面沒完整的、系統的、正確的民主觀，這也決定了其民主的不徹底性。由于中國近代科學幾乎沒有現代科學研究，因此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在于宣傳科學文化知識并促進科學事業的發展。客觀地分析當時對科學的提倡，不難發現，民主主義對科學也采取了實用主義態度，對人文科學宣傳遠盛于對自然科學的宣傳。

    批判孔教是第二階段的又一重要內容。辛亥革命后，思想界一直存在一般尊孔復古逆流。它實質上是當時的中國人民缺乏一種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向現代化轉型。1916年，康有為上書北京政府，建議定“孔教”為國教并列入憲法。這立即遭到了先進知識分了的抨擊。1916年，陳獨秀撰文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所提倡的是“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⑿吳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干”，使中國“終顛頓于宗法社會之中不能前進。”⒀魯迅1918年5月發表《狂人日記》，揭露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而他的《我之節烈觀》一文中號召“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這樣，反孔還涉及到婦女解放、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及個性解放等社會問題。

    第二階段的第三方面內容是提倡“文學革命”。“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其代表人物一為胡適，主要從文學語言和形式方面談論文學革命，一為陳獨秀，主要在文學內容上談論改革方針。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文學改良主義從八事入手，即“需言之有物、不摹仿感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痛之**、務去濫調套話、不用典、不講以仗、不避俗字俗語。”⒁陳獨秀從文學內容上提出了自己的革命主張，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⒂他們二人的主張影響巨大，深深影響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乃至于今日，仍對我國文學之發展產生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第三階段應是1918年—1919年5月4日是。它是從作為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從舊民主主義啟蒙轉向新民主主義思想啟蒙的階段。其基本內容逐步從宣揚西學轉為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1917年11月7日爆發的十月革命，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將學習和向往的目光從西方移到了蘇俄。李大釗就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在1918年—1919年間，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系統地介紹馬列主義。類似的人物，如陳獨秀、錢玄同等都經歷了這種轉變。這樣，新文化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思想啟蒙受到壓抑，似乎終結了。然而，新文化運動作為文化復興的一部會并末終結，它仍以新的形式和內容在新的文化生態環境中繼續。新文化運動受到誰的壓抑？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壓抑還是“救亡”的壓抑？

    （三）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和不徹底

    新文化運動，就其成就而言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促進了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當時尚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傳統文化仍頑固地阻礙現代文化的發展，絕大多數中國人尚不知民主科學為何物。新文化運動的斗士們視傳統文化為中國貧弱之根源，意欲通過反傳統、引進西方文化達到除祛病垢、強國御侮的目的。他們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不僅啟迪了當時的一些中國人，至今仍引導我們追求民主與科學。

    第二、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促進了新道德的發展。代表中國封建道德的封建禮教不僅限制個性自由違反人性，而且它嚴重阻礙了民眾現代心理基礎和思維方式的進步。

    第三、促成了文言文向白話文轉換，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換。文言文顯然已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要求，因為它難已準確表述，而舊文學不適合新形式下文學世俗化之要求。

    第四、促進了教育的改革。教育經歷新文化運動之后，無論從教育的形式還是內容都有巨大改變。其明顯改變是自然科學占據比重增大及儒學內容大為減少，它有利于智能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發展。

    無庸諱言，新文化運動仍有許多不足，而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其不徹底性，即作為文化復興運動，它的深度與廣度均不夠，還未達到現代社會之要求。新文化運動并未完成文化上的破舊立新任務。它雖然破壞了傳統文化，但并未使它所倡導的啟蒙精神在社會中、在文化中扎根。事實上，中國當時正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不存在培育啟蒙精神的土壤，難以培植起啟蒙精神。相應的，在外患與內亂并存的動蕩局勢下，科學與民主的呼聲不僅顯得蒼白無力，而且顯得“不合適宜”。因此，當列強進逼之時，反帝與救亡的呼聲就淹沒了啟蒙的旋律。因此，啟蒙作為中國文化復興的一部分是歷史上尚未完成的課題，它應在中國文化復興的大環境下盡快完成這一課題。從思想文化層面上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危機和其倡導的文化啟蒙，實質上提出了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問題。

    從文化、教育、民主、科學三方面考察新文化運動的不徹底性，則更能說明問題。從廣義的文化角度講，這一期間，文學上雖有《焚劍記》、《春夢留痕》、《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戰地鶯花錄》等到力作，但缺乏《十日談》、《龐大固埃》（〈法〉拉伯雷著）、《烏托邦》（〈英〉托馬斯?莫爾著）、《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世界級名著，且缺乏人主義思想；政治、雖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一批思想家，但缺乏像《君主論》（〈意〉馬基雅弗利著）、《新工具》（〈英〉培根著）、《論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鳩著）等到系統的、深刻的政治著作；藝術方面亦缺乏名作和大家……人民主角度講，新文化教育運動或許促進了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和形成和以后的政治架構，但包括啟蒙者本人在內的絕大部分中國人并未對民主產生正確認識。即便是孫中山也“自己以救世主的姿態對待人民”認為“中國人民長期處于專制之下，有很深的奴性，只有通過訓政才能逐步培養起人民的自主意識。”⒃許多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者未意識到“民主的”關鍵在于公民必須是“民主主義者”，以他們能夠完全自由地支持和發揮其政治功能為前提。⒄更不用說普通老百姓思想和意識中的民主了。最典型的事例是，在距當時政治中心的北平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叫野山坡的地主，其居民在民國十八年后才知道有民國，更不知民主為何物。⒅就是今天，多數中國人其實還難已理解民主的實質。

    科學在中國當時大多還只是理論上的在教育中可以學習的知識，這狀況比清朝確實是不小的進步，但比起西方來，就差得太遠了。

    （四）文化復興，民族復興的前提

    誠如前所述，新文化運動的終結只是它作為舊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運動的終止，但作為文化復興而言，思想啟蒙，民主、科學等各方面仍在繼續。

    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向現代化轉變的轉型期，而要實現社會轉型，離開相應的現代文化那將是不可想象的。社會的發展（其中包括政治、經濟等）的根本的內在動力是文化，因為文化不僅對社會發展提供精神智力支持，而且它是維系社會團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礎。

    文化復興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如何走向現代化的問題。它必須會遇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如何處理中西文化。即如何借鑒西文文化？西文文化能否在中國生根，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如何處理古今文化。即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實質是如何對待原生態文化，使其更加適應現代化的問題。

    第三、如何處理世俗文化與價值文化的問題。世俗文化指能給人帶來現實功能的文化，如技能性文化，實用性文化、娛樂性文化等；而價值文化則主要指能反映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的文化形式，如基礎科學、人文學說、倫理道德、高雅音樂等。⒆

    對第一個問題來說，答案應當是肯定的。中國文化長期落后于西方，當充分吸收其營養，而不應當一味帶著排斥心態。特別是西方分析性思維方式應當充分認識，然后改造中國綜合性思維方式，使二者有機結合，西方眾多的哲學家思想，特別是現代思想必有其可取之處。我們應當予以充分的關注及吸收，而中國儒學已遠隔兩千多年，一味抱殘守缺排斥新思想的態度并不可取，我們應以現代西方哲學特別是馬克思、黑格爾、薩特、盧梭等人的思想為主，兼以吸收儒學或其它中國傳統哲學的合理內核；西方民主思想我們應給予更多關注，因為我們正面臨這個尚未完成的課題。在處理中西文化關系問題時，我們應據我們的時代，創造高于二者之和的新的文化。

    對于第二個問題，回答也是肯定的。古代文化與現代文化能相通之處，亦有相異之處。對相通之處應以保留，對己不合時適的部分應予以舍棄。如作為國粹的京劇，其過于程序化的特點必須改變，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對第三個問題，我們應當鼓勵價值文化，因為它是人類社會生存的精神基礎，但也應鼓勵無害的實用的娛樂的世俗文化，因為它是人類真正幸福生活不可缺的因素。

    （五）文化復興是當務之急

    中國文化復興不僅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而且在今天它遇到了難得的迅速走向繁榮的難得機遇。它首先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持續二十多年的經濟高度增長，社會進步，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和綜合素質。我國高校只需保持年增長3%的速度，那么到2022年，高校在校人數將達1350萬人（相當于美國1995年的規模），大眾化可望在2010年內完成。這為文化復興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它其次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崛起。今天，窮國與富國差距就是在掌握知識方面的差距。⒇我國與美國在工業方面的差距要以幾十年計，而在信息方面的差距不過幾年，我們興奮的看到，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可以跨越式前進，在文化復興的前提下加速趕上甚至超過西方，由此看來，文化復興是我國社會民展的迫切需要。第三年有利于文化復興進入繁榮階的因數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期。伴隨著中國向現代化社會的轉型，中國文化也需要從傳統分化向現代文化徹底轉型。美國當代著名現代化專家英格爾斯曾指出：“那些完善的現代制度以及伴隨而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個空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的民展是不可避免的。”（21）這段話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精神文明，精神現代化是這個民族復興的基石，而精神現代化、精神文明之主要內容就是文化，可見，社會的轉型急需文化復興、繁榮。

    當我們充分考慮到我們正歷的這個社會中文化發展的軌跡，我們得到最后的結論：中國正經歷一場偉大的文化復興，其起點為新文化運動，其重要平臺是真正的大學，其高潮即將來臨；伴隨中國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必將雄居世界東方！

    結論是：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經濟上從農業國轉到工業國，政治從傳統政治文明轉到現代政治文明，文化上也要從傳統文化轉向現代文化；中華民族正在經歷偉大的民族復興，而中華民族要復興首先要實現文化復興，這種復興的文化既要開放、現代，又要兼容傳統的優秀文化遺產，以適應現代化的中國……

    龍星慷慨激昂地講了兩個小時，他講演完畢后，還慷慨激昂地說：“我們處于一個文化復興和中國復興的時代，有機會的話可以直接參與國家的建設，包括制度建設，沒有機會也要啟迪當代的中國人！”話音剛落，掌聲就響了起來，龍星表示感謝。胡白云教授說：“龍星講的真不錯，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確實下了一些工夫，如果要認真研究下去，非得幾百萬字不可！不簡單啊，論述精彩，呼吁也切合時代需要。后生可畏啊！下面請各位同學發表看法。”

    同學們沒有想到龍星的發言包括這么大的信息量，一時間不知道從哪里評論起，約有一分鐘沒有人接著評論。黃牛新近看了一些關于儒家文化的文章，尤其是一些關于新儒教的問題，正好在這里反對龍星的觀點，因此他說：有人說新儒教應當是復興的文化的精髓。我覺得很有道理。

    龍星不同意說：“儒家文化講究抽象設喻、類推，具有系統性、類比性，但是缺乏分析性。而且儒教很多觀念并不清晰，比如說什么是孝，幾個人問孔子，他作了幾次不同的回答，顯得其內涵并不確定。后人牽強附會認為他是因人而已的回答。這實際是把外延當內涵，也是邏輯紊亂的表現。關于中庸的說法，現在很多專家的講解，也是附注了自己的理解，甚至是加入了其他哲學家社會學家的思想。但是，現代社會都已經數字化了，儒家的不科學的思維方式，特別是中庸之道不能夠適應現代社會。因此新儒教不能成為新文化的精髓，只能夠成為新文化的補充。所謂新儒教很多是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牽強附會的引申、擴展和依據新的情況作出的一些解析。有的故意避開儒家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而對其中有積極意義的又作出過度的解釋。比如說孝文化中有割股療親的愚蠢行為，新儒學就不提，反而擴大孝的對象并作出很高的評價。其實，正宗的儒家孝文化并不是這種意義。”況且，孔子生活的時代和我們有兩千年的時間距離，兩千年來科學技術、人類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作為現代人怎么能夠不去創新和超越前輩，反而以儒家學說為精髓呢？大家議論一番，覺得龍星講得很有道理。之后，大家又談了一些其他的相關的問題，課程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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