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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半時，女法官準時開庭，核實完雙方代理人的身份后，敲響了法槌。

    “原告，陳述訴訟請求。”女法官道。

    “訴訟請求：第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五千元工資；第二，判令被告為原告補繳二零一三年五月的社保；第三,    判令被告為原告報銷出差的差旅費六百二十元；第四，本案的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事實及理由：原告張來旺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入職被告，擔任銷售一職，此后因被告不為原告繳納社保，原告離職……”原告張來旺的代理人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女法律服務工作者，并不是律師。

    法律服務工作者不是律師,    不得以律師的名義招攬業務，基本上除了刑事業務外,    其他業務他們都可以承接。

    法律服務工作者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法律服務人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    律師極為稀少，國家主要通過建立法律服務所、發展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方式，彌補律師的不足，向廣大群眾提供法律服務。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民事訴訟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八條規定：法律工作者可以被委托為訴訟代理人。這是基層法律服務者執業的最高層級的法律依據。

    但是隨著律師人數的不斷增加，帝都司法局逐漸收緊了對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審批，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出不進，這一人群正在逐步退出法律服務市場。

    “被告答辯。”女法官看向王川。

    “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請求。被告與原告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原告系被告的社員。

    依據《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民專業合作社系平等主體之間按照自愿聯合、民主管理、按盈余比例分配收入等原則設立的互助型經濟性互助組織，其與社員之間沒有明顯的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因此原被告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

    答辯完畢！”王川道。

    “原告舉證！”女法官道。

    “證據一，微信聊天記錄，證明是被告合作社讓原告去跑業務的，雙方之間是勞動關系。

    證據二,    原告出差去外省的差旅費，一共是六百二十元，證明原告實際為合作社付出了勞動。

    舉證完畢！”原告代理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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