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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    質證！”女法官道。

    “證據一，微信記錄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被告認可，但是該微信記錄并不能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原告系被告的社員，其因合作社業務需要而出差，且僅有一次。作為一個社員見到合作社產品滯銷，心里著急，與合作社溝通后出去為產品找銷路，這本無可厚非，而且應該鼓勵，畢竟只有合作社盈利了，社員才能有收入。

    但是原告以此為由要求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被告認為于法無懼，針對原告的證明目的，被告不予認可。

    證據二、差旅費，包括加油費、高速路過路費、停車費等，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不予認可，該費用具體花在何處，出差是否是為了合作社事務，我們無法確定。

    質證完畢！”王川道。

    “原告,    你主張五千元工資，有證據嗎？你們雙方簽過書面文件嗎？”女法官問道。

    “沒簽任何文件，當時雙方是口頭約定的。”原告代理人道。

    “有錄音或者其他證據嗎？證明雙方之間的約定。”女法官提示道。

    “沒有！”原告代理人道。

    “原告，你說是二零一三年五月入職，同年五月底辭職的，在這期間你上班有沒有打卡或者簽到？原告張來旺，請你回答。”女法官盯著一直坐在原告席上，身材干瘦的三十來歲男子，問道。

    “我不用去合作社上班，我只要能銷售出去大桃就行。也不用簽到、打卡什么的。”張來旺道。

    “平時合作社給你分配工作嗎？”女法官問道。

    “平時就是合作社需要摘大桃和除草之類的，會用大喇叭廣播，我們就過去。其他時間我們愛干啥就干啥。”張來旺道。

    “你們是指全體合作社社員嗎？”女法官問道。

    “是。”張來旺道。

    “原被告，你們有沒有調解的意愿？”女法官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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