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回里，《金瓶梅》的作者初次給我們顯示出“罪與罰”的震撼力。他的筆，一直透入到罪惡與墮落最深的深處，同時，他給我們看到這些罪人盲目地受苦，掙扎，可憐。 和一般人所想的不同，《金瓶梅》不是沒有情，只有淫。把《金瓶梅》里面的“淫”視為“淫”的讀者，并不理解《金瓶梅》。這一回中，西門慶與王六兒、潘金蓮的狂淫，既預兆了七十九回中他的死，而且無不被中間穿插的關于瓶兒的文字涂抹上了一層奇異的悲哀。 人們也許會覺得，在西門慶與王六兒、潘六兒的兩番極其不堪的放浪云雨之間，夾寫他和心愛之人瓶兒的一段對話，格外暴露了這個人物的麻木無情。然而，我卻以為這是作者對西門慶的罪孽描寫得極為深刻，同時也是最對他感嘆悲憫的地方。與其說西門慶麻木和無情，不如說他只是太自私，太軟弱，不能抗拒享樂的誘惑：因為自私，所以粗心和盲目，而他的盲目與粗心加速了他所愛之人的死亡。正是因此，他的罪孽同時也就構成了對他的懲罰。 我們看他這一天晚上，從外面回來后進了瓶兒的房。瓶兒問他在誰家吃酒來，他答道：“在韓道國家。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一個月前，韓道國的妻子王六兒頭上戴著西門慶贈她的金壽字簪子來給西門慶慶賀生日，全家大小無不知道了西門慶和她的私情；而金壽字簪子，本是瓶兒給西門慶的定情物，瓶兒看在眼里，怎能不觸目驚心？至于以“丟了孩子”為借口——孩子不正是瓶兒的心肝寶貝，孩子的死不正是瓶兒心頭最大的傷痕么？然而丈夫的情婦以自己孩子的死為借口把丈夫請去為他“釋悶”，這樣的情境，委實是難堪的。 如今西門慶要與瓶兒睡，瓶兒道：“你往別人屋里睡去罷。你看著我成日好模樣罷了，只有一口游氣在這里，又來纏我起來。”從前以往，每次瓶兒推西門慶走，總是特意要他趨就潘金蓮，今天卻只是朦朧叫他“往別人屋里”去睡——在金蓮的貓嚇死了瓶兒的孩子之后，金蓮已是瓶兒的仇人了。然而西門慶坐了一回，偏偏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自從西門慶娶了瓶兒，每當西門慶稱呼金蓮，總是按照她在幾個妾里面的排行以“五兒”呼之，此時偏偏以其娘家的排行“六兒”呼之，不僅無意中以金蓮代替了對瓶兒的稱呼，也仿佛是潛意識里和王六兒糾纏不清的余波。兩個“六兒”加在一起，何啻戳在瓶兒心上的利刃。于是瓶兒說了她來西門慶家之后唯一一句含酸的怨語：“原來你去，省得屈著你那心腸兒。他那里正等得你火里火發，你不去，卻忙惚兒來我這屋里纏。”西門慶聞言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然而打發西門慶去后，一邊吃藥，一邊卻又終于不免落下淚來。 這一段文字，是《金瓶梅》中寫瓶兒最感人的一段。而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居然有魄力把它放在西門慶和兩個“六兒”狂淫的描寫中間。這樣一來，西門慶和兩個女人的云雨之情，被瓶兒將死的病痛與無限的深悲變得暗淡無光，令人難以卒讀。本來，無論如何顛狂地做愛，都并無“孽”可言——即便是西門慶和王六兒的關系，雖然是通奸，但因為丈夫韓道國的鼎力贊成和王六兒詐財利家的動機而大大減輕了西門慶的罪孽。然而，在這里，因為有瓶兒的微笑、嘆息和落淚，我們恍然覺得那赤裸的描寫——尤其是繡像本那毫無含蓄與體面可言的題目——仿佛一種地獄變相，一支在情欲的火焰中搖曳的金蓮。 很多論者都注意到，繡像本的回目雖然往往比詞話本工整，但是也往往更色情。我則認為，這種詞語的赤裸并非人們所想的那樣，是“招徠讀者”的手段，而是出于小說的內部敘事需要，在小說結構方面具有重要性。在這一回的回目中，“燒陰戶”固然是“宴重陽”的充滿諷刺的好對，而西門慶之“醉”對照李瓶兒之“病”，也別有深意。西門慶的“醉”，不僅是肉體的，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他醉于情欲的熱烈，而盲目于情人的痛苦；于是他不加控制的淫欲成為對瓶兒——書中另一個罪人——的處罰，也成為最終導致了自己的痛苦的間接媒介。瓶兒的“微笑”，包含著許多的寬容，許多的無奈與傷心。在她死后，當西門慶抱著她的遺體大哭“是我坑陷了你”的時候，她那天晚上的溫柔微笑未始不是深深鐫刻在西門慶黑暗心靈中的一道電光，抽打著他沒有完全泯滅的良知。西門慶思念瓶兒，他那份持久而深刻的悲哀是讀者始料未及的。正是這份悲哀，而不是他的早死，是西門慶快心暢意的一生中最大的懲罰。 在幾天之后的重陽節家宴上，瓶兒強支病體坐在席上，被眾人迫不過，點了一支曲子：《折腰一枝花·紫陌紅塵》。曲牌固然暗含機關（花枝摧折，預兆瓶兒之不久），曲詞更是道盡了瓶兒的心事，可以說是自來西門慶家之后，一直不言不語、守口如瓶的瓶兒借歌女之口，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宣泄了她心中的感情： 榴如火，簇紅巾， 有焰無煙燒碎我心。 懷羞向前卻待要摘一朵， 觸觸拈拈不敢戴， 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容…… 梧葉兒飄，金風動， 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 一日一日夜長，夜長難捱孤枕， 懶上危樓，望我情人…… 瓶落深井，正是俗語所謂的一去無消息。這里，繡像本沒有給出曲詞，未免可惜（雖然對于明朝的讀者，只要給出曲牌名字和曲詞的第一行，就足以使他們聯想到全曲的內容了）。但是最可惜的是應伯爵、常峙節恰好在此時來訪，于是，最善于“聽曲察意”的西門慶便出去應酬應、常二人了。瓶兒的傷心與深情，終于不落西門慶之耳。在一群充滿嫉妒、各懷鬼胎的妻妾之中，這支傷心的曲子，竟成了瓶兒的死前獨白。 后半回，隨著瓶兒病勢加重，西門慶在倉皇之中，接連請來四個醫生。其中有一個趙太醫號“搗鬼”，在這一沉重的章節中插科打諢，以一個丑角的過場暫時緩和了緊張壓抑的氣氛，好像莎士比亞筆下的福斯塔夫。這也是中國戲劇——尤其是篇幅較長的明傳奇中常見的結構手法：舞臺上的“眾聲喧嘩”不僅酷似我們的現實生活，而且能夠為一部藝術作品增加立體感與厚度。《金瓶梅》之前的《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氛圍、情境都比較單一，在這種意義上，《金瓶梅》是我們的文學傳統中第一部多維的長篇小說：它的諷世不排除抒情，而它的抒情也不排除鬧劇的低俗。有時，多元的敘事正好可以構成富于反諷和張力的對比或對照，就像上面所談到的以西門慶的兩次放浪作為對瓶兒的抒情性描寫的框架：一幅畫正要如此，才不至潑灑出去，被頭腦簡單的傷感情緒所控制。 有些論者以為這段滑稽文字和瓶兒病重的悲哀氣氛太不協調，減低了小說內在的統一性，然而這種逼似現實生活的摹寫手法正是《金瓶梅》復雜與寬廣之所在。在“呵呵”笑過趙太醫之后，讀者當然還是可以同情消瘦得“體似銀條”的瓶兒，可以同情因為瓶兒的重病而心煩意亂的西門慶，不然，也就未免太狹隘和單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