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娘

    張竹坡把月娘斥為惡人，其實月娘也不一定是惡人，月娘只是一個貪財自私、俗笨粗魯、缺乏魅力的女人耳。

    西門慶與十兄弟聚會時，東京開封府因告家財事而差人把花子虛拿走，西門慶一班兒人開始“嚇了一驚”，后來知道就里，才放下心來。“好兄弟寫盡”且不說，等他回家把此事告訴吳月娘，月娘居然對平時常常給她送禮的花二娘沒有一點惦念，反而為此覺得慶幸，張口就說：“這是正該的！你整日跟著這伙人，不著個家，只在外面胡撞，今日只當弄出事來才是個了手?！奔爸疗績簛碚埼鏖T慶過去幫忙商量事，月娘又說：“明日沒的教人講你罷！”滿心懼禍之意，何嘗對他人——一個平時相處不錯的鄰居，一個丈夫被抓走的女子——有任何關懷？然而再及至瓶兒要把財物寄放在西門慶家，西門慶回來與月娘商議，月娘偏偏毫不作難，一口答應，而且還幫西門慶出主意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抬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里來，教兩邊街坊看著不惹眼？必須夜晚打墻上過來?！蔽鏖T慶聽言“大喜”，極寫月娘與西門慶在聚財方面恰是一對，相互縱容為奸。財與色，作者在小說開始大書特書、世人個個難以逃避的惡德，在西門慶和月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西門慶與瓶兒偷情，是從墻上過去，如今瓶兒的箱籠又從墻上過來，作者特地點出這兩件事“鄰舍街坊都不知道”，以醒讀者之目，明其二事為一。東西送過來時，西門慶這邊“只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著”，之后，“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然而月娘對丈夫逾墻偷他人之妻便不聞不問，對他人財物逾墻入自家房中便積極參與；后來又怕花子虛懷疑自家受了銀子，極力阻止西門慶買花子虛的房子，而花子虛的房子不賣，他的兄弟分不到錢，官府便不肯放他回家。月娘之冷酷、自私，一至于此。究其原因。都是貪財。

    瓶兒丈夫去世剛剛一個月出頭，就來給金蓮慶生日。月娘此時已明知道她和西門慶的關系，心中既輕視又嫉妒，然而貪心還是勝過一切，一見瓶兒送上她開口表示艷羨的金壽字簪，立刻便提出元宵節(jié)去瓶兒家看燈。作者蓋處處以微言摹寫月娘貪財小器也。

    二瓶兒

    此回是絕好的關于“權力關系”的教科書：財與色構成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其中心焦點是瓶兒。瓶兒以性與金錢作為施展權力控制他人的手段，但自身也被性與金錢所控制。瓶兒的春宮，為金蓮所享用；瓶兒的箱籠，落入月娘手中。瓶兒雖然是一只容器，我們且看她如何被一點點地倒空。

    瓶兒、金蓮的經歷何其相似而又何其不同乎！一個毒死丈夫，一個等丈夫自家病死。然究其病死的原因，還是怕請?zhí)t(yī)花錢，“只挨著”，耽誤了治療而一命嗚呼，則仍是被瓶兒（以及他的一班真假兄弟——告家財的花氏兄弟和西門慶這個結義兄弟）間接害死的，只不過一個以金錢相害，一個以身體之暴力相害，一個用“軟刀子”，而一個使毒藥：二人的區(qū)別在此昭然若揭。如前文所說，瓶兒是社會的人，金蓮是原始的力與激情耳。

    花子虛其實不死于氣，而死于財：死于遺產的爭奪、瓶兒的私藏。瓶兒善于利用手中的財物取悅他人或轄制他人（二者實則一也）。當子虛因為兄弟告他吞沒遺產而被抓，瓶兒便把金銀財寶都寄存在西門慶家。子虛出獄，沒了銀兩、房舍、莊田，“依著西門慶，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倒是李瓶兒不肯”。瓶兒心狠不下于金蓮，只是表現不同。金蓮心狠表現在身體的暴力上，瓶兒在這方面，甚至不曾打過自己的丫頭，而且在子虛被抓后再三央求西門慶行賄，“只不教他吃凌逼便了”，因此子虛得以“一下兒也沒打”，放回來家。但提到無血的殺人，瓶兒其實何減于金蓮。要記得金蓮曾主動賣掉自己的釵環(huán)首飾給武大典房子，而瓶兒吞沒了丈夫名下的遺產不肯給他買房子：瓶兒與金蓮何其不同哉！雖然二人都是相當可怕的婦人，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蓮比瓶兒、月娘、玉樓都更“天真”（也即月娘所說的“孩子氣”），因只是喜歡裝飾打扮，以及一點吃食上的小便宜，但從來不謀財耳。

    三花家的兄弟們

    花子虛的三個和他爭遺產的兄弟，在詞話本中作“叔伯兄弟”，在繡像本中作花子虛的親兄弟，則作者的譴責更深刻了一層。而過世的花太監(jiān)與李瓶兒的曖昧關系，也同樣更深厚了一層：既然四兄弟“都是老公公嫡親的”侄兒，何以分遺產時如此厚薄不均乎。

    《金瓶梅》的作者，絕非一味以道德正統(tǒng)自居的人。他對瓶兒與西門慶的私情，其實有很多同情。這種同情，表現在他對花子虛的批評上：雖然瓶兒對花子虛相當狠心，但是“若似花子虛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也就是說，花子虛一天到晚和狐朋狗友泡在妓院里流連忘返，實際上是自己導致了妻子生外心的結局。在十分陳腐的“自古男主外而女主內”等套話之后，作者給了讀者一份相當樸素而清新的關于“愛情”的宣言：“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緣分相投，夫唱婦隨”，還要“男慕乎女，女慕乎男”。也就是說，只是單方面的忠貞順從是不夠的，男女雙方都對婚姻的成功負有責任，而“容德相感”，男女之互相愛慕，還有那神秘的“緣分”的作用，都是一個“無咎”婚姻的必要條件。雖然沒有鼓勵私情的發(fā)生，《金瓶梅》的作者卻也從不曾盲目地譴責“犯了淫行”的婦人：對金蓮，他哀惋她“買金偏撞不著賣金的”；對瓶兒，他同情她嫁了一個“把著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邊胡行”的丈夫。不少海外學者，如芮效衛(wèi)、柯麗德，喜歡把《金瓶梅》放在一個儒家的思想框架里面研究，但是，正統(tǒng)的儒家對社會風氣道德首先講教化，教化行不通，就要采取懲罰的措施來糾正錯亂的道德名分。《金瓶梅》的作者——尤其是繡像本的作者——對人生百態(tài)更多的是同情，是慈悲，是理解，而不是簡單的、黑白分明的褒揚或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