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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是我們研究的有名稱的異質性群體之一。雖然議會成員的選舉方式因時而異，各國之間也各有不同，不過它們都有著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議會中，人們會感到種族的影響削弱了，或強化了群體的共同特征，但不會妨礙群體特征的表現。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美國等這些完全不同的國家，其議會的辯論和投票卻驚人地相似，各國的政府面對著同樣的困難：即使最簡單的問題，這些貌似智商和學識都優于常人的參議員，都難以達成共識。

    議會制度是一切現代文明民族的理想，這種制度反映了一種觀念：在某個問題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做出的決定會更明智而獨立。雖然從心理學上說，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卻得到廣泛的認可。

    在議會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群體的一般特征：頭腦簡單、多變、易受暗示、感情夸張、以領袖人物為主導等。不過，由于其構成特殊，與一般群體相比，它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我們現在就來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他們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意見的簡單化。在所有黨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黨派中，有一種根據適用于一切情況的簡單抽象原則和普遍規律來解決復雜社會問題的傾向，無一例外。雖然原則因黨派不同而不同，但僅僅因為個人是群體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他們便總是傾向于夸張自己原則的價值，并且非把這原則貫徹到底不可。而這導致的結果是，議會成了各種極端意見的典型代表。

    議會的意見特別質樸簡單，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的議會就是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的最佳典型。這些議員頭腦僵化，里面充滿各種含混不清的普遍觀念。每當說到他們時，人們無不認為他們經歷了一場革命，理由是：他們忙不迭地貫徹自己的死板原則，待人方式十分教條化，邏輯也含混不清。更不會關心事實如何。但誰也沒有看到這場革命，一些十分簡單的教條引導著他們，他們以為在這些教條的幫助下，自己能夠把社會從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

    結果，雅各賓黨人使一個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了很多年，其文明程度僅相當于社會進化的早期階段。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采用的辦法與極端質樸的原始人有同樣的特點，不過是把改革路上的障礙統統毀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黨同伐異，群體無視一切障礙，無論他們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推翻波旁王朝后掌握實權的吉倫特派、國民公會的激進派議員集團的山岳派還是法國南方熱月派，全都被同樣的種族精神激勵著。

    議會中的群體很容易被暗示影響，正如所有群體一樣，暗示都來自享有聲望的領袖。不過，議會群體所受的暗示有著很明確的界限。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每個議會成員都固執己見，任何論證都無法說服他們。例如，在貿易保護、釀酒業特權等與有勢力的選民的利益相關的問題上，即使有古希臘著名演說家德摩斯梯尼或古中國蘇秦、張儀的天賦，也難以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這些選民在投票期到來之前就發出了暗示，這些暗示足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面的一切阻力，任何取消該建議的反對意見都不會被采納，他們維護著自己意見的絕對穩定。

    一涉及一般性問題——推翻一屆內閣、開征一種新稅等，這些人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見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時，領袖的建議能夠發揮影響作用了。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雖然方式與普通群體有所不同，但結果卻沒有太大的不同。一個眾議員發現自己被夾在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時，難免優柔寡斷，遲疑不決。這就是為什么經常看到一個議員在一刻鐘之內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表決，或為某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例如，剝奪雇主選擇和解雇工人的權利，卻又來上一條幾乎廢除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同樣的原因，每屆議會都有一些非常穩定的意見和一些十分易變的意見。總的來說，一般性問題數量更多，因此議而不決是議會中司空見慣的現象——之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議員永遠擔心選民的意見，而選民的建議總是姍姍來遲，這有可能制約領袖的決斷力和影響力。

    不過，在涉及某個問題時，如果議員們沒有強烈的先入之見，在無數的辯論中，處在主導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領袖。顯而易見，這些領袖是非常必要的。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活動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組成群體的人，如果群龍無首，便一事無成，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議會中的表決通常只代表極少數領導者的意見。

    領袖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聲望，他們提出的論據，一般不是形成影響力的主要原因，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威信掃地，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聲望只屬于他們個人，與頭銜或名聲無關。關于這個事實，國民議會議員之一西蒙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的大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具體的例子：

    無所不能的路易·拿破侖在威信掃地的兩個月后，變成一個完全無足輕重的平民百姓。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是議會成員之一，他登上講臺試圖說服議會接受他的某項建議，雖然他機智幽默、口才極佳，但他卻無功而返了。雖然人們聽他說話，正如聽法國政論家費里克斯·皮亞說話一樣快樂，但這并沒有為他博得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說到費里克斯·皮亞，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盡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里，他卻籍籍無名。

    政治集會對才華橫溢者無動于衷，它留心的只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于黨派的滔滔辯才，并不在乎這些雄辯是否對國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法國浪漫派抒情詩人阿爾封斯·德·拉馬丁與1871年的法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路易·阿道夫·梯也爾享有的崇敬，需要有急迫且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議會群體才成。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忘記了它得到的恩惠和受到的驚嚇。

    之所以舉上面的例子，是因為它包含著的一些事實可以說明，群體一旦效忠于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聲望的影響之下，并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它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

    由此可見，享有足夠聲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權力。一位著名的眾議員，因其聲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很多年的時間里一直左右著群體意識。他只做了一個手勢，便讓內閣倒臺了。后來，他因某些金融問題在大選中被擊敗，此事廣為人知。有個記者曾報道過他的影響程度之深：

    這位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為他付出的代價超過普通戰爭的三倍。

    因為他的一個錯誤決定，法國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岌岌可危。因為他的輕信，在南尼日爾，我們被騙走了一個帝國。他的即興言論，讓我們失去了在埃及的話語權。x先生讓我們丟失的領土，比拿破侖一世帶來的災難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這種領袖，我們不必過于苛責。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但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來自順應民意，只是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還無法超越過去的水平。領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所以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

    引用上文，為的是討論領袖進行說服的手段。除了他們的聲望之外，還包括一些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因素。領袖若想巧妙地利用這些手段，就必須做到對群體心理了然于胸，即使理性上認識不完全，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他還必須知道如何對支持自己的人民說話。他尤其應當了解各種詞匯、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還應具備特殊的詭辯之才，用言之鑿鑿的夸張斷言代替煩瑣的證據，用生動的形象和十分籠統的論證代替推理。在所有集會中都能看到政客應用這種辯術，連最嚴肅的英國議會也不例外，英國哲學家亨利·詹姆斯·薩姆那·梅因說：

    在下院的爭吵中，我們可以不斷看到，整個辯論不過是軟弱無力的大話和盛怒的個人意見的交鋒。這種一般公式對純粹民主的想象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之語表達出來的籠統的斷言，從來就不是什么難事，即使它從未被證實過，且我們明知永遠不可能被證實。

    上文中提到的“驚人之語”，不管說得多嚴重也不算過分。我們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我們必須選擇能夠喚起生動形象的措辭。一位議會領袖的演說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范例：

    我們的監獄坐落于那片熱病肆虐的土地，這艘船將駛向那里。在監獄里，關著名聲可疑的政客和目無法紀的殺人犯。這兩種人如難兄難弟般臭味相投，于是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結成兩個幫派相互利用。

    這樣喚起的形象極為鮮活，它讓演說者的所有對手都覺得，自己正被社會渣滓威脅著。他們的腦海里浮現出這樣兩幅畫：在一片貧病交加的土地上，一艘船正把社會渣滓送到那個地方。倘若讓上面提到的議會領導的對手當選，他們就成為定義不明確的可怕政客，被流放到那片熱病肆虐的地方。他們體驗到的恐懼，與當年羅伯斯庇爾的斷頭臺威脅論給國民公會議員的感覺一樣。在恐懼的影響下，任何群體都會向演說者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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