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感情的意義——它不取決于對神的崇拜——它的特點——信念的強大是因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案例——群體的上帝從未消失——宗教情感起死回生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無神論——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些現象的重要性——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群體的宗教感情而非獨立的個人意志的結果。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不具備論證的能力，他們要么會完全接受觀念，要么徹底拒絕；對它產生影響的暗示入侵了他們整個理解區域，并且立刻表現出將它們轉變成行動的傾向。我們還證明，對群體施加適當的影響，它就會隨時為自己信奉的理想主義赴湯蹈火。我們還看到，它們只能產生強烈而極端的情緒，同情心很快就會變成崇拜，憎惡一旦在心中生成，也會立刻轉變成仇恨。這些一般性闡述，已經為我們揭示了群體信念的本質。

    當這些信念經過嚴格的檢驗之后，顯然還會發現，無論是在以狂熱的宗教信仰著稱的時代，還是發生了政治劇變的時代——例如上個世紀的狀況——它們總是采用一種特定的形式，除了用宗教情感稱呼它之外，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名字了。

    這種情感有著非常簡單的特點，例如崇拜某個具有至高威信的人，對于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力量的畏懼，盲目服從它的命令，沒有討論其信條的能力，散播這種信條的愿望，傾向于把所有它們不能接受的人看作敵人。無論這種情感涉及的對象是一位不可見的上帝、一塊木頭或是石頭偶像，還是一位英雄或是一個政治觀念，只要它表現出了以上所說的特點，它就總是會保持宗教的本質。它還會在同等程度上展現出超自然和神奇的因素。群體會下意識地將一種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時喚醒他們熱情的政治信條或獲得勝利的領導者。

    當一個人崇拜一個神的時候，他還算不上是有信仰的人，只有當他把自己大腦中所有的資源、所有自愿的服從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奉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作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動的目標和標準時，才能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偏執和幻想是宗教感情必不可少的伴侶。那些認為擁有現世或永恒幸福秘密的人，難免都會有這樣的表現。當群體里的人受到任何形式的信念的啟發時，這兩種特點就能夠在他們的身上找到。恐怖統治時期的雅各賓黨人，從本質上和宗教法庭時代的天主教徒一樣虔誠，他們殘暴的激情也有著相同的來源。

    群體的信念擁有盲目的服從、猛烈的偏執以及對大肆宣傳的需要等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點，因此可以說，它們所有的信仰都有一個宗教的形式。受到群體贊揚的英雄就是群體當中名副其實的神。拿破侖當了15年這樣的神，一個比任何神都更頻繁地受到崇拜、更輕而易舉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異教徒的神對處在它們控制之下的大腦，也從未實施過如此絕對的統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始人之所以能夠站穩腳跟，是因為他們成功地激發了群眾的感情，他們使群眾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了幸福，并且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付出生命。在任何時代，情況都是如此。德?庫朗熱在論述羅馬高盧人的杰作中恰當地指出，羅馬帝國并不是由軍力所維持的，而是它激發出的一種虔誠的贊美之情。他正確地寫道：“一個被公眾所深惡痛絕的統治形式，竟然能夠維持長達五個世紀之久，這在人類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帝國的30個軍團竟能令1億人卑躬屈膝，這實在是令人感到費解。”那些人服從的原因是，帝王是偉大的羅馬的人格化象征，他被全體人民當作神來崇拜。在他所掌控的領土之內，即使是最小的城鎮也會有供奉皇帝的祭壇。“當時，從帝國的一邊到另一邊，你能夠看到一個新式宗教的崛起，它的神就是帝王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很多年里，以60座城市為代表的整個高盧地區，都興建了同里昂附近的廟宇相似的用來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寺廟……其祭祀由聯合在一起的高盧城市推選出來，他是在他們當地非常重要的名流……將一切都歸咎于畏懼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個國家的人不可能全都是奴隸，尤其不可能是長達三個世紀的奴隸。崇拜君主的不是那些侍臣，而是羅馬，而且不僅僅是羅馬，還包括高盧地區、西班牙、希臘和亞洲。”

    現在，絕大多數操控人們大腦的偉大人物，都不再擁有祭壇，但是他們擁有自己的雕像，或是在他們的崇拜者手中有他們的畫像，以他們為目標的崇拜行為，絲毫不亞于他們的前輩。只有通過全面探究群體心理學這一基本的問題，才能夠理解歷史哲學。群體在需要任何事物之前，首先需要一個上帝。

    我們不能假定這些僅僅只是過去時代的傳說，已經被理性的論證完全消除了。感情在同理性進行永恒的斗爭中，從來就沒有失敗過。群體不再能聽到神或宗教這種詞，過去，他們已經被這些詞語奴役了太長的時間。但是在過去的一百年內，他們從未擁有過如此眾多的迷戀對象，而且以前的神也從未有過如此多的，用以供奉他們祭壇。近些年來，那些研究過公眾運動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熱主義的名義下，群體的宗教本能的蘇醒是多么容易。在任何一個鄉村的酒館里，都擺放著英雄的畫像。他因為鏟除了所有的不公正和邪惡，而受到群體的愛戴，成百上千的人會愿意為他獻出生命。倘若他的個性能夠和他傳奇般的名譽處在同一水平線的話，那么他在歷史上就會占據重要的地位。

    因此，斷言宗教對于群眾是十分有必要的，這一看法純屬毫無用處的老生常談，因為一切政治、神學或社會信條，只有采取宗教的形式才能在群體里面站穩腳跟，這種宗教形式能夠排除危險的爭論。如果有可能使群眾接受無神論的觀點，那么這種信仰就會展現出宗教情感里面全部偏執的熱情，它很快就會變成一種崇拜。小眾的實證主義派別的革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證據。將陀斯妥耶夫斯基這位深刻思想家的鼎鼎大名聯系在一起的虛無主義者，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將會很快發生在實證主義者身上。某一天，他受到了理性光芒的啟發，撕毀了小禮拜堂祭壇上的神和圣人的畫像，吹熄了蠟燭，立即用無神論的哲學家——如比希納和莫勒斯霍特——的作品替代了那些被毀掉的物品，然后他很虔誠地重新點燃了蠟燭。他的宗教信仰的對象已經發生了轉變，但是我們能否深信不疑地說，他的宗教感情也變了嗎？

    我要在這里重申一遍，十分重要的事件并不能被人們理解，除非我們研究群體信念長期采用的宗教形式。對于某些社會現象的研究，需要著眼于心理學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義的角度。歷史學家泰納只是從自然主義的角度研究過法國大革命，歷史事件的真正本質往往會脫離他的視線。他對事實進行過充分的討論，但是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需求來看，他并不是總能追尋到法國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殘暴、反常和兇猛的一面震懾了他，但是他在偉大戲劇的英雄身上，極少能看到還有一群瘋狂的野蠻人為所欲為，對自己的本能完全不加克制。大革命的暴力，它的大肆屠殺，它對信息散播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發出的戰爭宣言，只有在意識到這場大革命不過是建立在群眾中的一種全新的宗教信仰，人們才能對它做出恰當的解釋。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繆的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宗教法庭、恐怖時期，都屬于一種完全相同的現象，這些都是受宗教感情激發的群眾所為，只要是擁有這種感情的人，都一定會用烈火和刀劍無情地打擊那些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方法，是所有具有真誠和堅定信念的人所采用的方法。倘若他們尋求其他的方法，他們的信念就不該獲得這樣的評語了。

    歷史劇變同我之前所援引過的事例非常相似，只有當群眾的靈魂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就算是最為絕對的暴君也不能令它產生。當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圣巴托洛繆的大屠殺是一個國王所為時，他們對群體心理表現得和君主們一樣無知。這種命令的執行只能通過群體的靈魂來實現。最為專橫的君主的最絕對的力量所能做的，也只不過是加速或者拖慢它們顯露的時間而已。圣巴托洛繆慘案或是法國的宗教戰爭不僅僅是國王們所為，就好比恐怖統治并不全是羅伯斯庇爾、丹東或圣鞠斯特所為一樣。在這些歷史事件的最深層，總會發現在起作用的不是統治者的權力，而是群體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