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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信以后，周赫煊干脆寫了一篇關于認知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在英國的學術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興起一種“結構語言學”，常常以城市來命名，比如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像布拉格學派，就是專門研究“功能語言學”這一分支，美國那邊還有美國結構主義學派。

    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既不同于當下主流的傳統語言學，又不同于新興的“結構語言學”，立即引起英國諸多語言學家的興趣，竟然在30年代中期形成一個“倫敦學派”，接著傳播到美國和法國形成“巴黎學派”、“紐約學派”。

    周赫煊關于莎士比亞戲劇的全新解釋，在英國一直沒有定論，擁護者眾多，反對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認知語言學”，飛快地在英國傳播開來，并開花結果醞釀出多個分支。

    至40年代初，“認知語言學”和“結構語言學”，已經成為世界兩大新興語言學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周赫煊的“認知語言學”，甚至被歐洲一些學者做為反法西斯的武器使用。因為這種語言學的理論，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認知特點，以及對語言表達的影響，各國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周赫煊也被公認為“認知語言學”的創始人，在語言學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事實上，周赫煊只寫過一篇論文而已，大致闡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剩下的內容都要靠后來的研究者去補充。

    但不管如何，后世在提起周赫煊的時候，“語言學家”這個頭銜是摘不掉的。也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甚至一些周赫煊的研究者，信誓旦旦地聲稱周先生會說20多種語言和方言。

    還有好事者編撰著花邊故事，比如周先生初到某國時語言不通，跟一位當地的姑娘相愛同居并學會了那里的語言。這種扯淡的愛情傳說，居然還被拍成了電影，結果被周赫煊的后人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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