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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多次寫信給宋子文，主張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國民政府就像一頭鴕鳥，把腦袋扎進沙子里，既不敢對日宣戰，也不敢跟日本談判，白白浪費了大好的外交時機。

    事實上，只要當時中國和日本達成外交協議，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穩腳跟。即便日本內閣反悔，中國這邊說起話來也更硬氣，會導致日本的國際外交狀況更加險惡。

    這是個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當時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國際太平洋學會預定在上海舉行，胡適被推選為會議主席。由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胡適決定延期舉行會議，后來經過仔細考慮，又決定不延期。胡適認為，“因為本次太平洋會議是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提出中國事件供討論”，他想利用會議譴責日本的無恥行徑。

    可惜一群國際知識分子開會，根本翻不了天，頂多也就激起外國學者對中國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會議邀請了的，不過會議期間，他跟隨張學良去了錦州。

    對于張學良，胡適在文章里是如此評價的：“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臺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適，攤開紙筆開始抽煙思考，良久動筆寫下標題——日本政治的二元屬性以及關東軍的東北擴張計劃。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菊與刀》一書雖然全面闡述日本，但許多細節不可能寫清楚。

    既然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正好借助這個平臺，深入剖析日本各國的情況。每篇文章寫一個方面，幾年下來，至少能給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爺們提供點抗戰參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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