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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菊與刀》問世的同時，好巧不巧，南方那邊出了本《日本論》，兩書問世的時間相差不到半個月。

    戴季陶的《日本論》，一向被視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學者認為它比《菊與刀》寫得更深刻。

    畢竟，真正了解日本的，還得是中國人。

    不過《菊與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后，內容已經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連內容框架都不一樣了。

    上海。

    國富門路有一棟小洋樓，是蔣百里最近買下的。他把北平的舊居賣了7500大洋，又向興業銀行辦抵押貸款，終于湊夠錢在上海買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剛剛開始時，常凱申、孫傳芳和吳佩孚同時發出邀請，希望蔣百里能去做他們的參謀長。

    蔣百里最開始答應了吳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勸吳佩孚跟廣州革命軍合作。吳佩孚當然不會聽從建議，于是蔣百里便辭職走人了。

    由于傳統的節義思想作祟，蔣百里短期內不想事二主，隨即拒絕常凱申和孫傳芳的邀請。但他最終還是去了孫傳芳那邊，不是做五省聯軍參謀長，而是擔任類似于地方警備司令的職務。

    蔣百里這些年都不愿摻和軍事和政事，頗有些棄武從文的意思。他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到了21世紀，仍舊是中國美術專業學生的重要選讀書籍。未來中國歷史課本中，有關文藝復興意義的那塊，基本上沿用繼承了蔣百里的觀點。

    不僅如此，蔣百里還參與創建了文學研究會，加入了新月社，于徐志摩交情頗深。

    兩年后蔣百里入獄，徐志摩激動之下，直接扛著鋪蓋卷陪蔣百里坐牢——真在監獄打地鋪睡了一晚上。

    自從孫傳芳兵敗失勢后，蔣百里便處于賦閑狀態，每天的主要功課便是讀書看報。

    最近，蔣百里發現兩本有意思書，一本叫《菊與刀》，一本叫《日本論》。

    蔣百里先是看完了《日本論》，因為這本書字數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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