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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松濤聲！”林云興奮地說，但我沒有那個雅興，只顧裹緊大衣。在紛飛的雪霧中，遠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班機從莫斯科飛了四個小時在新西伯利亞機場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機場降落時又深了一層，只有想到這里離中國更近了，才感到一絲安慰。

    接到那個留言后，我們本能地感覺到這信息后面有很多東西，但我做夢都想不到真會有到西伯利亞來的機會。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參加一個技術顧問團赴俄羅斯，她告訴我，中俄兩國關于在中國境內組裝蘇30殲擊機的談判已基本完成，這個顧問團是隨一個低級別的軍事代表團赴俄敲定一些細節問題，我是顧問團中唯一的一名雷電專家。我感到這事絕非巧合，就問林云她是怎么搞到這種機會的，她神秘地說：

    “我使用了一次特權，這種特權在找大型機時我都沒用，這次實在沒別的辦法了。”

    我不知她說的特權是什么，也沒再問下去。

    到莫斯科后，我發現在代表團的活動中自己根本沒事可干，林云也一樣。我們跟著代表團訪問了蘇沃霍夫設計局，又跑了軍工聯合體的幾個裝配廠。

    在莫斯科的一個傍晚，林云向團長請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飯店。我去她的房間里看她，見她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那兒，眼睛紅著，臉上有淚痕，這讓我很驚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會哭的。她什么也沒有說，我也不好問，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緒一直很低落。從這件事我發現，林云的生活遠比我想象的復雜。

    代表團登機回國時，我倆卻登上了飛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飛機。其實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不比從北京去近多少。

    我們在機場找到了一輛車去諾克思柏克科市，司機告訴我們要走六十公里路。冰雪覆蓋的公路兩旁，是無邊無際紛飛的雪霧和黑色的叢林。林云能講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語，她和司機好像很談得來。那司機扭頭看了一眼凍得發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們的談話，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語繼續對林云說：

    “……科學城源自五十年代末的一個浪漫的想法，這種想法充滿了當時的那種單純和天真，一種創造新世界的理想主義。其實，它并不像你們所聽到的那么成功：它遠離大都市區，交通困難限止了科技輻射作用。人口太少形不成都市文明，違背了人類向往大都市的理想，徒勞地與大都市抗爭，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遷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您可不像是干出租車的。”我評論道。

    林云介紹說：“這位先生是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研究員，他……您剛才說您的專業是？”

    “我從事遠東經濟區的未開發地區資源綜合規劃研究，一項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誰都用不著的學問。”

    “您失業了？”

    “還沒有，今天是星期天，我這兩天掙的錢要比一個星期的工資多。”

    汽車駛進了科學城，兩旁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在雪霧中掠過，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寧的塑像。這是一個讓人產生懷舊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歷史的古城并不能使人產生這種感情，它們太舊了，舊得與你沒有關系，舊得讓人失去了感覺。但像這樣年輕的城市，卻使你想起一個剛剛逝去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你度過了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時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車停在了一幢五層樓前，這里可能是一個住宅區，一排排的樓房看上去一模一樣。司機在離開時從車窗里對我們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這是城里最便宜的住宅區，但這里住著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

    我們進門后，里面很黑，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那種天花板很高的住宅樓，門廳的墻上貼著幾張各個政黨地方選舉的招貼畫，再往里就只能摸索著前行了。我們借著打火機的光辨認著門牌，一直上到五樓，繞過樓梯口，我舉著已燙手的打火機正要找561號，聽到一個渾厚的男音在什么地方用英語喊：

    “是你們嗎？為bl來的？左手第三個門。”

    我們推開門走了進去，這房間給人兩個相矛盾的感覺：首先覺得很暗，然后覺得天花板上的燈很刺眼。房間里有一股濃烈的酒味。這里到處堆著書，顯得有些亂，但還沒有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一臺電腦的屏幕閃動了一下就滅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從電腦前站起來，他胡須很長，臉色有些蒼白，年齡看上去有五十多歲。

    “在這兒住久了，聽樓梯響就知道來的是生人，而能到這兒來的生人，只有你們了。我相信你們會來的。”他打量了我們一眼，“很年輕，同我剛開始這可悲人生時一樣。中國人？”

    我們點點頭。

    “我父親上世紀五十年代到過中國，作為一個水電工程師，幫助你們建設三門峽水電站，聽說幫了倒忙？”

    林云想了想說：“好像是，你們沒考慮到黃河的泥沙淤積，所以那個大壩會給上游造成洪災，至今不敢蓄水。”

    “啊，又一個失敗，那個浪漫時代留給我們的記憶只有失敗了。”

    “亞歷山大?格莫夫。”他自我介紹道，我們也做了自我介紹。他又打量了我們一眼，這一次目光更加意味深長，然后自言自語地說：“很年輕，你們還是值得救的。”

    我和林云驚詫地對視了一眼，然后使勁猜他那話的含義。格莫夫把一大瓶酒和一個玻璃杯放到桌子上，然后到處翻找著什么，我注意到電腦兩旁空酒瓶林立。我和林云乘機又打量了一下這個房間，現在才明白剛進來時產生那種矛盾的感覺是什么原因了：這個房間的墻壁都貼著黑紙，簡直像一間暗室。年久失修墻里滲出的水浸掉了顏色，使黑墻上出現了許多白線和白斑。

    “啊，找到了，真該死，我這兒很少來人。”格莫夫又把兩個空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向三個杯子里倒滿了酒，這是那種私釀的伏特加，呈白色的渾濁狀，那是喝茶用的大玻璃杯子。我聲明自己不能喝這么多。

    “那就讓這姑娘替你喝。”格莫夫冷冷地說，然后把自己那杯干了，接著又滿上。

    林云倒沒推辭，令我咋舌地把那一大杯干了，伸手拿過我那杯又喝下去一半。

    “您知道我們是來干什么的。”我對格莫夫說。

    格莫夫不說話，只是給自己和林云倒酒。他們就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著，好長時間不作聲。我看看林云，想讓她說些什么，她似乎傳染上了格莫夫的酒癮，又一下子灌下去半杯，然后雙眼直勾勾地看著前方。我著急了，用一個空杯子在桌子上蹾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偏頭向旁邊的墻上示意了一下。

    我再次注意到那奇怪的黑墻，發現那些黑紙上還有一些模糊的圖像，湊近仔細看，發現那都是些大地上的景物，建筑樹木之類，好像是在夜間拍的，都很模糊，大部分呈黑色的剪影。再看那些白斑和線條，我的血液頓時凝固了。

    在這個很大的房間里，包括天花板在內的所有墻壁，被無數張球狀閃電的黑白照片嚴嚴地覆蓋著。

    那些照片大小不一，但大部分只有三到五英寸左右，所以其數量讓我難以想象。我一張一張看過去，那些照片沒有一張是重復的。

    “看那里。”格莫夫說，手指著門的方向。我們抬頭望去，只見剛進來的門上貼著一張大照片，那似乎是一個日出的畫面，太陽剛剛升出地平線，白色的光球內有叢林的剪影。

    “這是1975年在剛果拍的，它的直徑——”格莫夫又干了一杯，“有一百零五米，爆炸后把兩公頃森林燒成了灰，并把一個小湖泊煮沸了。更奇怪的是，這個超級球狀閃電是在晴天出現的。”

    我從林云那邊拿過一個杯子，給自己倒了一杯干下去，讓這瘋狂的一切旋轉起來。我和她一樣不想說話，想使震驚和思緒平息下來。我把注意力轉移到那一堆堆的書上，伸手拿了最近的一本，這次失望了，我不太懂俄文，但從扉頁那幅頭頂上長著世界地圖的作者像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林云把書拿過去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新思維》。”她說。

    我這才知道為什么剛進來時不覺得太亂，這亂堆的書裝幀精美，且都是一樣的，全是《新思維》。

    格莫夫說：“你們想要的那些資料我也有過，這間房子都堆不下，但在十年前我已全部付之一炬了。然后我就大量買這書，我要靠它生活的。”

    我們不解地看著他。

    格莫夫拿起一本來，“看它的封面，字都是燙金的，用酸液可以把上面的金粉洗下來。你可以大量按批發價買進這書，因為賣不了可以退回發行書店的，只要把封面的字用假金粉描上，不過后來不描了，他們也沒注意到。這活兒很有賺頭，我對作者唯一的不滿就是書名怎么不他媽取長些，比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建立新民主體制并融入民主社會并成為其親密一員的可能性的新思維》。可這錢沒賺了多長時間，紅旗就從那個尖頂上落下去了，書皮上就沒金了，后來書也沒了。這些是我最后買的那批，放在地下室十年了，現在木柴漲價，想起來用它燒壁爐不錯，啊，真是，客人來了，壁爐應該燒起來……”他拿起一本書，用打火機點著了，凝視了它一會，“紙質多好，十年都不發黃，說不定是西伯利亞的白樺木做的。”說完把它扔進了爐內，又扔進去兩本，火旺旺地燒起來，紅光在那無數張球狀閃電的照片上跳動，寒冷的房間里有了些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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