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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的人比讀書人更加追捧《國富論》,一些機戶、染坊主不識多少字,但是卻爭相求購《國富論》,甚至為了讀懂此書找先生一個字一個字念來聽。
王文龍的《國富論》發表之后迅速催生出最早的本土經濟學家,在萬歷年間他們還不是多么有聲望,但這股風潮一直延續下去,到幾十年后,這批經濟學家將逐步登上歷史舞臺。
他所樹立的《國富論》作為古典經濟學的鼻祖起點太高,一本書直接涵蓋了后世許多經濟學的討論范圍,也直接限制了后世中國經濟學家百多年的視野。
直到幾十年后不少大明經濟學家還直接高呼:“吾筆只為靜觀先生作注也。”
而且許多學者將這本書往奇怪方向解釋,間接塑造了一種新的儒學類型,試圖將儒家學說和經濟學統合在一起,造出的東西不倫不類,最終歸于陳腐一流。
此時《國富論》的影響力其實還未發生到極致,因為在三吳之外大明的資本主義萌芽還不明顯,要隨著時代發展,這本書的偉大將越發為世人所知。
古典政治經濟學之父、歐洲最早的宏觀經濟學者威廉·配第還要二十幾年以后才出生。
以至于后世東西方經濟學家們討論經濟學的起始,一直有一個很大爭論。
中國學者以為王文龍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結晶,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先哲。
但許多歐洲學者卻堅持認為經濟學的根源起源在歐洲,因為歐洲的經濟學從大航海時代到工業革命有一條明確的發展脈絡,而中國的經濟學像是石頭里生長出來的。
甚至有歐洲人宣稱:“沒有王文龍,中國再過一百年也不會有經濟學。”
“王文龍是西方教育在東方的產物,是一朵生長于石頭之間的花朵。”
但是歐洲人又不能不承認最早的經濟學著作誕生于大明,而且以此為起點,大明的經濟學研究也流傳下了一條明顯的繁衍脈絡,反超歐洲,并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這時的王文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國富論》已經引起這么大影響,他還待在福州忙著報紙發行的事情,一些看到《國富論》心情激動的讀者卻已經找到福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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