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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頓吏治是河北世家的主張，為的就是在鄴城朝堂內外給自己人“騰位置”，可謂啊野心勃勃，不動聲色。

    而高歡麾下的老兄弟們，說實話政務方面的綜合素質確實比較差，跟河北世家那邊的人才不能比。

    懷朔鎮那種環境也決定了，他們打殺比較在行，而治理的能力卻不咋地。對此高歡心知肚明，河北世家奪權的手段比較隱蔽，也不好防范。

    如今要整頓吏治，等于是砍掉自己的臂膀，然后裝上不受控制的“機械臂”，這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情么？高歡不至于說傻到自斷臂膀的程度。

    高澄這是典型的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

    魏國需要改革，已經是朝堂內外的共識，但怎么改確實不好說。高歡麾下的老兄弟們，都是盼著打壓地方豪強，也就是玩清查戶口，整頓地方稅務這些事情。

    而河北世家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改革，那樣無異于在捅他們刀子。

    這些人盼望的是高歡整頓中樞吏治，把高歡的那些個老兄弟們都一個個拿下，換上他們自己的代言人。

    嘴里喊主義當然很容易，但雙方的訴求，卻并不相同，不能不加選擇的套用“國家”框架去處理這些問題。

    比較可悲的是，高歡如今嫡系實力大損，實在是沒辦法對自己那些老兄弟們開刀，他還指望著這些人來穩固自身權勢。

    但想對河北世家動刀，又沒有足夠的由頭與實力。所以想來想去，也只好使用懷柔政策，那些強力改革措施，都是沒辦法推行下去的。

    站在“國家”這個角度去看問題，很多時候答桉都非常簡單。但是政治卻并非是完整的，而是帶著自身的派系立場。

    類似這樣的問題，高歡無法跟高澄去解釋，類似的道理，只能在摸爬滾打中錘煉，自己領悟。

    “父親……”

    高澄還想再說，卻見高歡瞪了他一眼，不悅的呵斥道：“退下！”

    “好的父親。”

    高澄壓下心中的怒火，轉身就出了書房，他決心回去以后好好把蘭京教訓一頓出口惡氣。

    ……

    “長猷（陳元康表字），上次你寫給我的田畝稅制整改，完全不行啊。”

    建康城尚書府（已經搬遷出臺城，目前坐落于東府城）的書房里，劉益守給陳元康倒了一杯茶，長嘆了一聲。

    陳元康對自身才能還是很自負的，如果劉益守說是修修改改一下，他肯定能接受。但對方說這方案完全不行，他就要聽一下說法了。

    “主公，此法有何不妥，愿聞其詳啊。”陳元康拱手說道。

    劉益守麾下沒有出現那種“言聽計從”的謀士，是因為他本人就學識過人，別人沒有能力牽著他鼻子走。

    對哪個謀士言聽計從，也就意味著在見識與謀略方面完全被對方把持控制，這對于當政者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長猷曾在魏國中樞為官，對稅法知之甚詳。這北朝的稅制，都是與均田制配套的。均田先不說好壞，建立在其上的租調制，就大有問題。特別是與梁國的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

    劉益守嘆息了一聲，陳元康畢竟是長期待在建康，沒有在梁國四處跑，見識各地風物。

    “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為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為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為正役，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為庸。

    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租庸調即可。主公認為這有何不妥呢？繳納數額可以慢慢調整嘛。”

    陳元康非常自信，不覺得自己的方案有什么大問題。這一套在北魏實行多年，非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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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戶無論有多少田，都按戶里的人頭交稅。可是如果參與均田的人沒有田了，他們還要繳納如此重的稅負，要怎么辦？一戶當中，丁口有多有少，丁又添丁，每一個家庭的負擔實際上相差甚遠。

    這還不包括那些世家豪強土地兼并的。”

    劉益守直接指出了均田制里面最大的問題：不僅每一戶的負擔不同，參與均田的人若是沒有田了，他們如何承擔賦稅也是個大麻煩。一不小心就會逼良為匪。

    這種問題聽起來就像是紅燒排骨里面沒有排骨一樣，但在現實當中，卻又是普遍得不能再普遍。北魏的覆滅，起碼有一大半的直接原因在這里。

    劉益守接著說道：

    “魏國的租調制度，不是賦稅太重，而是賦稅太輕！而雜稅又太多太重！正因為制度不完善，所以才出臺很多雜稅補充虧空。

    土地與土地的成色不同，而交稅按戶口附加雜稅，其中一進一出，不少無權無勢之人就不得不家破人亡了。

    失去土地無法交稅的農民不得不依附于豪強，這種依附，是沒有選擇性的依附，平時為佃戶，戰時為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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