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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祁鈺看著憤怒的李賢。

    那種發自內心的憤怒。

    如果稱呼李賢為儒學士，那是在罵他，應該叫他道學士。

    因為大明的儒學士，更多是稱呼那些在社學和儒學堂讀書，剛剛讀完蒙學的人。

    若稱呼李賢這位正經的科舉出身的大學士為儒學士，就像是在罵他小學還未畢業一樣。

    但是李賢讀的的確是儒家經典，的確可以稱之為儒學士。

    儒家的經典，對道德是有一定的約束和要求的。

    這也是朱祁鈺不喜歡的一點，這種約束和要求，發展到了現在，變成了一種宗教性的東西，甚至僭越公權。

    大明的這片土地只能有一個太陽！

    但是無論什么樣的學問，亦或者正經的宗教的總經，都是勸人向善，這是招攬信眾的基本訴求。

    那么這群連儒學士都嫌棄的重利盜跖，人厭狗嫌的東西，該怎么具體定義呢？

    朱祁鈺笑著說道：“一群蟲豸！”

    “蟲豸的下場只有死亡，不肯交稅的蟲豸，更加該死。”

    朱祁鈺已經很克制了，作為一名皇帝，他到了南京之后，徐承宗去給他們開會，這算是朱祁鈺第二次好言相勸了。

    他把一群膽大包天的家伙抄了家，砍了頭，殺雞儆猴。

    如果還有人膽敢在大寒潮的時候，繼續僭越公權，謀求私利，朱祁鈺一定會讓大軍，將他們盡數抄家。

    朱祁鈺從來不是個好人，而是個被罵作是亡國之君的惡人。

    這一點朱祁鈺自己清楚的知道，而且認可，也希望大明上下清楚的認知，到這一點。

    他是個無道昏君，別用槍指著他，真的會死。

    他話鋒一轉說道：“但是我們無不注意到，也存在通過自己雙手來積累財富的人，也就是正常勞動，納稅而富的人。”

    朱祁鈺在南京天天沒事溜達，看到了很多的手工戶，在努力的賺錢，養家糊口，這些人做生意，按時納稅。

    大明有沒有研究貧富差距的人？

    有，而且很多。

    比如浙江監察御史陳以謹就曾上奏：「百年以來，末利大興，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余蓄，重以急征私求，愈不堪命。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比如翰林院文林郎蔡羽上書陳言：「民之貧富，由來尚矣。富者起于勤，而貧者由于惰業。」

    「故勤者日眾日樽，以至蓋其藏；惰者日荒日廢，以至于流亡。是故貧者役于富，流亡者庸于土著。」

    「此利其利，彼資其力，亦猶農末相資，而不相病也。」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這個道理沒錯，但是把復雜的貧富差異問題，簡單歸咎到百姓是否勤勞上去，是片面的，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這是官僚惰政的主要手段。

    翻譯翻譯就是樹靶子。

    關于貧富差距的思考，在大明的歷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蘭陵笑笑生的神書《金瓶梅詞話》，里面對于貧富的描寫更多。

    “所以，你究竟想問什么？朕已經用實際行動，給出了答案，蟲豸就該去死。你還想問什么？”朱祁鈺笑著問道。

    李賢的十四問是一個很模糊的問題，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問什么。

    他很疑惑，所以需要陛下解開一些疑惑。

    “臣想問這到底是為什么？他們已經很有錢了，為何還要囤積銀兩呢？”李賢低聲問道。

    朱祁鈺了然，這才是一個大學士該問的問題。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如此瘋狂的斂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明知道被陛下發現，他們在操作銅錢的多寡，來威脅朝廷屈服，他們必然要死。

    但是他們還是在鋌而走險。

    陛下已經明明給出了答案，還需要魏國公親自去用各種威逼利誘的手段，來威脅他們，不要擅動。

    朱祁鈺笑著說道：“朕在第一次鹽鐵會議的時候，就提到了，財富即是權力。”

    “因為社會勞動的不可描述，御制銀幣的本質無法描述，只能通過御制銀幣的事實，也就是一枚枚銀幣去描述。”

    “道可道，非常道也。”

    “那么只要御制銀幣保持制作精美，依舊可以做為社會勞動的儲蓄和量度，私人必然就會不斷的、無限的積累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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