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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璋的一番話換來滿堂寂靜。

    樂景心下微微嘆息。

    周德璋雖然看得長遠,但是他卻也只是擔憂鴉片侵占良田，導致糧食不足，動搖國家根基。他根本沒有從本質上認識到鴉片所帶來的健康危害。

    這也代表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鴉片的認知。很多人把鴉片當做藥物，甚至認為能夠強身健體。

    在起初,英國商人用鴉片敲開了華夏的國門獲取暴利,因此大量白銀外流。但是華夏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

    就有很多“聰明人”告訴皇帝,我們要大力發展鴉片本土化,讓百姓們種鴉片，打破英商對鴉片的壟斷，讓百姓吸上低價鴉片,還能給國家創造大量稅收,充盈國庫。并且這些“聰明人”還說,后續可以通過對鴉片征重稅,讓窮人戒煙富人少吸煙,從而達到不禁而禁的目的。

    于是大清就有了兩種煙,洋藥和土藥。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也是為了干掉太平天國的那些泥腿子維護愛新覺羅千秋萬代的統治，皇帝就開始號召臣民們吸自家種的土藥,這是愛國的表現呢！

    于是林公的虎門銷煙銷的就是外國的走私煙,林公本身是不反對吸煙的,他反對的是吸外國煙,這樣會造成白銀外流，讓國家變窮。對于林公而言，吸煙是一個經濟問題。所以他支持民眾吸土煙,因為“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這也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對鴉片的看法，他們認為百姓吸食土生土長的鴉片會中和鴉片的毒性，對人體無礙。

    后人也不必多加苛責林公，只能說這是時代的局限性。當任何事物成為了某些人的錢袋子后，那么社會對這件事物定下的性質就會變得曖昧扭曲起來，甚至法律都會為其做出讓步。歸根到底不過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罷了。

    哪怕在民國，鴉片也是個會動搖國本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約為1100萬銀元，其中鴉片收入804萬銀元。

    鴉片被各省軍閥視做了錢袋子。如今統治四川的軍閥就規定了：農民如果只種糧食不種鴉片，那么種一年糧食交三年的稅，但是如果種煙的話就交一年的稅……如果第三年農民還是只種糧食不種煙，那農民就要交七年的稅。

    川軍也因此有了一個響亮的稱號——“雙槍軍”，即一手火槍一手煙槍。若不是后來川軍靠“壯士出川”在抗戰中血戰到底證明了他們的血性與勇猛，川軍會一直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抬不起頭來。

    也正是因為百姓都荒廢了土地改種鴉片，民國才會每隔幾年都會發生“大饑人相食”的慘劇。

    直到幾十年后，那股紅色的潮流席卷中華大地，那些開創了中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錢袋子的誘惑，一刀切去了鴉片和妓女這兩個毒瘤，才讓華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來。

    樂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鴉片問題是時代問題，不是單純的人力就能解決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盡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靜的房間里鄭宜梁的一聲輕嘆格外清晰：“君玉啊，別想了，這件事不是我們能解決的，就算大總統也解決不了。”他頹唐地苦笑一聲，“若真有那么一天……我們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國謝罪了。”

    周德璋沉默幾秒鐘，然后勉力抬起頭，露出一個難看的笑容：“瞧我，沒事說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錯，還望兩位原諒則個。”

    樂景搖頭笑道：“周公憂國憂民何錯之有，只是我們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文章盡可能地傳達我們的思想了。”

    鄭宜梁連忙點頭附和道：“對極，對極，我就不說了，君玉你怎么也是個大作家，你的文章總有很多人響應，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來呼吁禁煙呀！”

    周德璋在心里嘆息，他明白這不過是好友在安慰他罷了。鴉片問題不是他寫幾篇文章就能解決的——他以往也寫過很多文章表達自己的禁煙主張，也的確在報紙上引發過很多討論，但是也僅限于“討論”了。

    在鄭宜梁和樂景不約而同的轉移話題活躍氣氛的努力下，幾人間的氣氛明面上也終于擺脫了剛才的消沉，重新變得和樂融融起來，只是內在的暗潮洶涌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

    太陽明晃晃地掛在西邊，地上冒著蒸騰的暑氣，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鄭宜梁哪怕已經坐上了回家的黃包車上，也擋不住全身的汗意。他滿頭大汗用手給自己扇風，暗罵這見鬼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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