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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勢對清軍來說更為緊迫。

    多爾袞奉順治帝入主北京后，和進軍途中一樣，勒令京師以及北直隸等地漢家官紳百姓剃頭留辮，以示歸順大清。可沒想到，原先懾于清軍兵鋒的官紳百姓們聽說了剃發令，態度陡變，即便是北京的官員遵令剃發的也寥寥無幾，不少人觀望不出，甚至不惜鋌而走險護發南逃。地方百姓更是反抗強烈，畿輔一帶揭竿起事者風起云涌。

    主政北京期間，多爾袞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維穩上邊，聲稱“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但漢家百姓并不買賬，從畿輔乃至山東等地千千萬萬起義者此起彼伏，烽火四蔓，屢鎮不止。

    清軍入關，滿蒙漢八旗共有八萬，已是前所未有的大動員。此前葉臣等往山西、巴哈納與石廷柱等往山東，各帶了五千八旗兵，如今均會合在山西，加上阿濟格后續帶去的三萬八旗軍，合計將近四萬。阿濟格同時節制吳三桂、白廣恩以及唐通降兵兩萬，所以清軍在山西方面部署了足有六萬兵馬，山西由此可以看作清廷時下最重視的戰場。

    阿濟格出征不久，多鐸又帶了兩萬八旗軍出北京，駐扎在北直隸順天府南部，伺機待動。因為多爾袞已經了解到，明軍北伐除了開赴山西外，更有史可法、左夢庚一軍從南京出發，沿路收拾地方抵達了山東與南直隸的交界地帶。據悉這路北伐明軍近期正與盤踞曹濮等地的劉澤清部明軍火并，尚未繼續北上，但其眾多達七萬人，倘若進軍山東，遠非王鰲永、方大猷、柯永盛等臨時救火的清廷地方官可以阻擋。一旦山東事急，多鐸這支軍隊就將迅速行動。

    留在北京的，還有兩萬八旗軍以及一萬在山海關投降整編過的關遼軍。北京與畿輔局勢不穩，暗流涌動，多爾袞必須留有一支足以鎮住場面的軍事力量以備不時之需。

    是故多爾袞三萬、阿濟格六萬、多鐸兩萬，分地布置的這總共十一萬清軍便是清廷用以爭霸天下的本錢。而山西局勢乃重中之重，稱全局關鍵也不為過。山西要是贏了，清軍便能順勢南下風卷殘云攻掠晉中、關中以至河南等地，威脅明廷心腹地帶并形成巨大的戰略迂回優勢。多爾袞對阿濟格寄予厚望，配給他眾多精兵良將，以期一舉奠定大清代明的基業。因此阿濟格稍有分神，便遭到清廷的督促，尤其在明軍東路北方軍隨時將北進山東的當口兒，多爾袞給阿濟格一連寫了書信數封，要求他盡快解決山西問題，以便清廷能及時騰出手，應付其他變數。

    阿濟格兵馬一到，就先后滅了唐通、侯大貴兩軍，又把孫傳庭軍打得七零八落，正是傲睨不可一世的當口兒，多爾袞批評了他又向他訴苦，他遂有心表現證明自己，即刻率領所部四萬八旗子弟轉進大同府。沿途燒殺搶掠，橫行無忌。只一，取鎮虜衛，接著攻破陽和衛。再一，前鋒葉臣已然抵達去往大同府城的必經之地火石嶺城。

    陽和衛沿著栲栳山北部通道行軍，因孔道狹窄、地勢崎嶇，單次通過兵力難以超過五千人，若再多兵馬，必須分道走。但是清軍若分兵，則必須經過廣靈縣繞行，不單路線上大費周章，且兩路兵脫節會很嚴重，不利于作戰。八旗軍早期兵力不多，面對兵分數路大舉進攻的明軍大多采取聚集兵力各個擊破的手段。明軍分兵，因為各路主將心思各異而且各條道路長度阻力不同，經常出現預期的夾擊戰術落空的況。清軍引以為鑒，很少選擇分兵作戰。

    不過在此前歷年清軍屢次破邊墻攻擊大明腹地的軍事行動中，因囿于寧遠與山海關一線的遼左通道難以通行，清軍只能繞行蒙古，選擇密云縣的古北口或薊州的喜峰口等地透入。古北口與喜峰口算是邊墻中相對距離較近且最大的兩個口子，但每次亦只能容最多三萬人通過，是以清軍入口，基本分左右翼軍隊，各三萬人。大致可知，兵分兩路是清軍八旗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保證后勤的基礎上，每路兵的數量盡可能擴充到最大，此即為清軍作戰的準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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