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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都是孩兒所寫的，是為《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等，稍后還請父親閱覽。”

    劉表站起身，來到了那個木箱子前，開始一卷一卷的展開當中的簡牘細讀。

    “似都可用于蒙學。”劉表大致翻閱了一邊，道。

    劉琦贊同道：“都是孩兒為了蒙學，而苦心編纂。”

    劉表轉頭看向他，似乎是猜到了劉琦的心意。

    “你想將蒙學，也列入荊州官學之中？”

    劉琦拱手道：“父親英明，孩兒正有此意。”

    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漢朝政府選拔官員的方式，逐漸從以地方推薦為主。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經學教育成為漢代教育的主流，規模也日益龐大。

    漢朝在雒陽設太學，在地方上設立地方官學。

    到了中平年間，太學里的學生到了三萬人。

    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無法進入官學學習。

    于是，有能力傳授經學的儒者們紛紛開辦私學，招收學生授業，私學的數量在郡國極盛，幾乎和官學一字平肩。

    正是“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可見當時各地的公私學校，數量之多。

    公私學校雖然在郡國極多，但在漢朝的官學里，沒有設立蒙學，也就是沒有初級的入門教育。

    也就是說，漢朝所有太學生的啟蒙教育，都是在私學里完成的。

    漢朝的蒙學就像今天的小學一樣，承擔起給學童們啟蒙的任務。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就是指蒙學。

    官學不辦蒙學，而是將蒙學交由私學，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很多經學士子，如果沒有進入太學以及舉孝廉入仕，那么就會在鄉閭開辦私學，傳授儒家經學，這也算是解決了一部分士人的就業崗位。

    其二，就是學經的人數逐漸增多，太學生的教育對于政府來說都是一大塊負擔，何況還要主持蒙學？

    其三、適合啟蒙教育的書籍，像《六甲》《九九》《急就》《三倉》等典籍亦算在士人群體中普及，很多士人能夠弄到（當然沒有經學門路的普通人想得到這些典籍很難），故而對于普通的士人來說，用這些典籍來換取一份活計，總比讓他們去經營農事或是商事要強的多。

    其四，說實在的，還是士族群體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他們手中的經書，只是在各家相傳，嚴格的維護著自己的地位和，私學招收的小學生，普遍也要看家室和傳承，普通鄉閭中的黔首想要認字讀書？做夢去吧。

    但是如今，劉琦卻很顯然想要以官方的角度，向蒙學伸手，將這個情況適當的進行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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