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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鐵了心要辦的事，肯定是可以明面上貫徹的。

    崇禎那樣的半路帝王殺大臣就像殺狗一樣，只是到李淦這，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能用這么劇烈的手段。

    天佑殿里的人和前朝的內閣差不多，也就是皇帝的秘書。皇帝兼任宰相，除非皇帝躲在宮里不管事，否則天佑殿里的這些人也就是真宰相的秘書班子。

    明面上貫徹，不代表基層可以實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如今看皇帝這樣是鐵了心要干成攤丁入畝之類的改革，李芝遠也把其中的壞處說了，再剩下的，就只能是討論一下后續的政策。

    一直沒說話的英國公張牧之不是儒生，沒有那種絕路之困的悲傷，見著天佑殿里的氣氛有些不對，他便把話題又拉回到了具體政策上。

    “陛下，臣以為在文登州試行是可以的。但若將來有效，推廣全國，這就需要仔細考慮。倒不只是李大人所說的那些問題。”

    “譬如膠遼，膠東的人口和遼南的人口并不一樣。譬如文登，假設有十萬人、百萬畝地，這十萬人的丁稅加到百萬畝地里，平均下來十畝地才加一人的丁稅。”

    “而如遼南，可能只有五萬人，百萬畝地。這樣平均下來，二十畝地才加一人的丁稅。”

    “膠遼一省之內尚且如此，那么河南之于云南、湖廣之于陜甘，這區別難道不是更大嗎？所以，這攤丁入畝，還要考慮怎么攤？”

    “是按照州縣攤？還是全省平均？亦或是全國平均？全國平均的話，還要考慮南北一年一熟、二年三熟、一年兩熟的區別，還要進行全國的人口普查。”

    “全省均攤，則也要考慮各個州縣的人口、地畝的區別。若不一刀切下去，有些地方得利、有些地方損利，肯定是不行的。”

    他的意思很明確了，人口和地畝數的不均衡、各個省的賦稅標準又是固定數值的。

    要么，放權，讓地方節度使因地制宜。

    要么，集權，讓京城的朝廷出臺一個全國公平的政策。

    相對于李芝遠說的種種，英國公覺得既然肯定要實行，就不應該去考慮是好是壞，而是要考慮怎么樣實行了。

    集權，對一個政權而言是難度很大的工作。

    尤其是攤丁入畝這樣的事，就大順朝廷的組織能力而言，更好的選擇是放權，讓各地節度使因地制宜，以省為單位，在省內調劑。

    或者……就真的如劉鈺所說，培養一批皇帝直屬的年輕人，充任空降的胥吏，進行一場全國范圍的田畝清查。

    李淦刻意回避了這個問題，看到文登州的情況，他心里已經有數，便把這個避開，只說了一句：“卿言甚是，天佑殿便是要考慮這些事的。”

    隨后又把具體的問題，不動聲色地化為了大而范之的內容。

    “朕所思，攤丁入畝是仁政嗎？自然不是仁政。”

    “如其所言，畝稅丁銀，大部分還是加在了無地租地的人身上。若說得利，也不過是那些稍有些土地的自耕農、工匠、商人、雇工。富戶不得利、佃戶亦不得利。”

    “況且，繳稅的大頭來自富戶，佃戶不交租，富戶怎么繳稅？租子肯定是要包括攤下的人頭稅的。李卿所言，確有道理。”

    “但于朝廷，一年可加幾百萬兩的稅銀。這稅銀多了，才能養兵、救災。朝廷不可無銀。”

    “若非要說仁政，只能說這是自耕農和工商業的仁政。至少工匠、商人的丁銀倒是不用繳了。世上，當無讓天下不同的人都稱贊的仁政，只能仁一部分、惡一部分。”

    “依朕所見，先不考慮清查田畝，先把各個省的稅銀、地銀、丁銀匯總一下，就在這個基礎上考慮。”

    “天佑殿這些日子便全盤考慮一下，到底是因地制宜？還是全國統一均攤？亦或是保持各個州縣的稅銀總量不變直接攤？”

    他既自承攤丁入畝對占絕大多數人口的佃戶不是仁政，這仁暴之爭其實也就沒有再論下去了，皇帝自己都承認了這非是仁政，再拿這個說事也就毫無意義了。皇帝若是流氓起來，誰人能制？

    而“仁政”一詞，前些日子已經變了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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