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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允炆一直在東陵待到天色擦黑才離開。

    “自今日起，朕會自全國摘選一些朕覺得有趣的、有探討價值的奏本、政事編制成冊，給你們送過來，還如今日這般，你們開放思維來討論，寫下你們認為最可行的想法，不要怕驚世駭俗，多膽大朕這都不會怪罪。”

    朱允炆的話留了下來，連同整整一天對他們觀后感的解釋都留了下來，給這群學子心里種下了一顆思想解禁的種子。

    從山西煤礦事件，引出了普法和信任體系，提出了當官府帶頭失信違法的時候，日后政令下達，百姓還能否信任官府？

    官府欺民失信的形象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社會形態，日后朱允炆如果想要招工修工程，地方的招募會順利嗎？百姓不會相信的話怎么辦？強制拉壯丁服勞役？

    新的法令頒行，卻朝令夕改，區別對待，這樣的國家會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嗎？

    洪武年，地方府縣官員進省城交稅賦登記，帶著的都是空白的題本，只加蓋上官印，省里的官員就拿著這一堆空白的題本入京，戶部查收的時候，根據國庫的實際收入庫的數量來填寫，導致地方貪墨橫行，實際收糧一萬石卻只繳納一半甚至更少。

    這事被太祖皇帝察覺后，多疑的太祖便認為全國的官員都是這般魚肉百姓、欺上瞞下的貪官，然后自中樞殺到地方，哪怕是清官都沒有逃掉，根本不去查實，就是殺！殺到后期，導致地方但凡識字的都能當縣令，以致政務混亂、法令不通，是為空印案。

    朱允炆想要推行全國上下一體納糧的國策，勢必要皇權下鄉，打斷地方地主在鄉村一級一言九鼎的話語權，那么，就要依靠最底層的百姓來舉報這些地主到底家中有多少田、有多少的下人、佃戶。

    百姓不信任官府、畏懼地主，隱瞞不報，所謂的官紳豪強一體納糧的法令，就是在放屁，完全不可能施行。

    從工匠研發煤石加工技術，獲得匠心勛章的殊榮，引出天下對工匠階級的反思，所謂匠戶，是不是只配賤籍？

    什么是匠戶？匠戶是科技發展的中堅力量，是排頭兵。

    一個不起眼的煤石，就可以活命數十萬計，民間苦寒，老百姓燒不起木炭，寒冬凜冽，凍死者不勝枚舉，百姓沒有文化，以此為天災，認為理所當然，但如果可以取暖活命，誰又愿意生生凍死呢？

    今日鼓勵工匠創造，明日給予其殊榮富貴，就會讓很多不適合施政、不適合領軍、不適合經商的普通人，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他們沒有文化、沒有學過什么牛頓定律，不懂什么叫蒸汽、什么叫數理化，難道，就因此認定他們不能發明創造，自己慢慢摸索出來了？

    二十一世紀世紀的科學家是有系統、有學術體系可供學習借鑒，但最早的一批科學家，他們沒有系統的學術體系，是他們自己創造的學術體系來讓后人學習的！

    西方人就一定比我們華夏民族更聰明？

    扯淡！

    四大發明的創造，火藥的運用，有我華夏比西方整整早了上千年，為什么短短一兩百年的功夫，西方人就跨過了上千年的差距，迎頭趕上并反超呢？

    明清兩朝，視工匠如賤籍，雍正雖廢除十大賤籍，允許匠戶后代科舉，但也僅此而已。

    匠戶的后代能參加科舉，誰還愿意子承父業搞工事？工匠本身的地位仍然很低微，加上韃清靠著馬刀、騎射奪天下，怕火器純熟，漢人造反，生生打斷了有明一朝留下的已經極其純熟的大炮、火槍制造工藝。

    又開了三百年倒車啊。

    朱允炆還提到過東南沿海多地開商禁，使鹽市、鐵市、煤市、布市全面放開，自由貿易，以此每日交易量極其龐大，大運河、長江每日漕運船只密密麻麻，如過江之鯽。

    所征商稅月月新高，很多地方酸腐，不也風言朝廷虢利于民嗎？

    他們的借口就是收商稅，則商人成本增加，出售的時候，必然漲價。商人逐利，他們交一文錢的稅，就會多賣兩文錢。

    朱允炆都懶得跟這群傻子解釋。

    朝廷不收商稅，哪里有錢建設？通運河、長江支流，拓寬河道、加修路政，強化漕運和交通，可以極大減少商人通商的運輸成本，商品自然降價。

    一家不降，其他商戶可是會降的。

    就算他們抱成一團都不降，朱允炆搞的皇商是干什么吃的？

    將來中央在搞一個工商總局，一條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法律，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殺頭抄家。

    帝制社會，朱允炆可沒有仁慈，只罰款收監。

    你搞哄抬，就是間接逼老百姓去死，以命抵命，殺頭抄家！

    這群學子算是聽的懵懵懂懂，但一些關鍵點還是把握住了。

    士農工商不再是階級，更不是人分四等，他們只是四個不同的職業，在不同的領域為大明做著貢獻。

    像紀綱這些軍戶出身的學子，也聽明白了朱允炆多次提到新軍整訓的核心觀點。

    新軍，為什么要叫國防？叫大明國防軍！番號也都是國防第一師、第二師，而不是什么龍驤虎翼御林虎賁這些曾經的，京營二十四衛。

    古代的軍隊派系分明，北軍就是北軍，南軍就是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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