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別看大家年年都過春節，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為止，“最早的春節”（農歷正月初一）就發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遲的春節”是兩個并列冠軍。

    分別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最早和最遲之間，幾乎整整相差了一個月。

    然而根據歷法計算，這仍不算是極致。

    因為農歷不進行人為調整的話,    實際上2319年2月21日，人們才會迎來真正的“史上最晚春節”。

    這么一看，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節和最晚春節幾乎都發生在二十世紀之內。

    這也就是說，寧衛民的一生里，既趕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節，也巧合的遇到了第二次發生的最遲春節。

    這實在是一件相當有幸的事兒。

    或許，這種兩極差距,    也可以看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既預示著本世紀的共和國必定要走出復興之路，我們的國運將會完成衰極而盛的轉變。

    也同樣符合寧衛民本人在發生的人格轉變。

    同樣有意思的是,    作為乙丑年農歷新年這個特殊時間點播放的電視劇，《八仙過海》這四個字也如同算命一樣的準，恰如其分的概括了這一年的特點。

    要知道，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1985年其實已經走到了改革的重要關口，走到了不得不闖價格關的關鍵時間點，自然就成了許多人不甘寂寞，各顯神通的一年。

    不過反過來也得說，1985年也一樣是各種價值觀沖撞、纏繞的一年。

    在各階層中，價值的失衡和迷惘也不可避免，同樣是令人感到憂心的現象。

    就拿個體戶來說吧，他們賺錢歸賺錢，如今的萬元戶甚至已經不夠看了。

    最先干起來的一撥人，有了幾年賣方市場的積累，手里趁個十萬八萬的主兒不在少數。

    可也正因為這樣，就如同本年度1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專業戶今天的怕》中所闡述的那樣,    個體戶們對政策風險的顧慮也越來越大。

    沒錯，國家改革開放是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是確定的。

    可發展到什么程度，允許怎么做，還不清楚。

    個體戶們的生意已經做到這份兒上了，想要往大了繼續做是慣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里著實害怕呀。

    雇工不能超過七個人的警戒線，就像吊命繩一樣，牢牢的勒著個體戶們的脖子。

    但要說不往前走了，就這么老實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誰也不會甘心。

    所以對于個體戶們來說，這種心態上的壓力特別大。

    比起資金的壓力，體力的壓力，還要大的多。

    于是乎，這種矛盾的心理，也就導致了一些特殊的商業現象出現。

    1985年的1月，五六個浙（將）人頭一次來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們都是做布料批發生意的。

    除了每個人身上都帶了萬把塊錢不等，他們還有個共同點。

    那就是因為老家的“臺會”倒了，有些人又眼紅他們做生意做得大，借機落井下石。

    他們便不得不帶著僅有的資產來京避禍躲債,    順便找找發財的路，看看有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這些人的思路很簡單，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貨量大才能迅速掙到錢，把在老家欠下的債務給還上，所以他們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說，他們來京后的第一件事兒肯定就是找經營場所。

    他們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門，有的人相中了虹橋。

    這兩處，此時都有了一些綠鐵皮的散攤兒在招人，是政府為促進搞活經濟設置的。

    這些浙（將）人就主動跑到了工商局去問，“外地人能不能來？”

    工商的人回復，“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證明。”

    幾個浙（將）人常年做生意的，這個證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當他們拿出來后，卻發現因為一個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為他們的證明抬頭上寫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說，差一點都不行，必須回去重開。

    就為這個，幾個人發現沒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