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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管編纂《四庫全書》背后帶來的傷害，在那個時代，由于是皇帝的圣旨，人們到處尋書的熱情十分高漲，掀起了不小的圖書熱潮，找到書甭管認不認識字，總要裝模作樣的閱讀一番吧？

    導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人們的閱讀量呈現爆發式增長。

    而為了編篡《四庫全書》，大批的學者從外地趕到京城，他們幾乎都是漢族人，就住在城外距離官府較近的北部地區，他們自然也成為書商的常客。

    因這次圖書熱潮，很多擺地攤的書商大賺了一筆，發了財，露天攤位的商人，自然忍受不了風吹雨淋，慢慢開始擁有了店鋪，于是，琉璃廠一帶變成了書店街。

    乾隆皇帝親自主導的《四庫全書》，收納圖書有三千四百五十八種，約八萬卷，這些書籍均由毛筆抄寫而成，最后編篡制作成七部《四庫全書》。

    這七部《四庫全書》有五十余萬卷，由匯集于京城的學者親手抄寫，那么當然少不了大量筆、墨、紙、硯的消耗，而采購這些的商人自然大受恩惠，于是他們在琉璃廠也有了店鋪，不言而喻，在向朝廷供貨的同時，也會滿足學者私人的需求。

    在抄寫《四庫全書》之前，自然要有校對的工作，內府的藏書由翰林院提供，學者們在那里工作，但工作時間大概是從早晨到正午，下午就返回駐地。

    雖說是回到住處，但工作不能停，四庫館的學者們從官府回到住處之后，經常去的地方便是琉璃廠，因為這份工作，必須盡可能地查閱各類書籍不同版本的差異之處。

    在當時，縱觀整個大清朝，還是江南地區的藏書最為豐富，而自古以來江南都是豪商富賈最多的地方，他們又豈會錯過這個賺錢的商機？送書到京城可是一本萬利的。

    然而，在當時琉璃廠的書商中，卻以江南西道的人，特別是其中的金溪人居多。

    原因也很好理解，可能早期有那個地方出身的書商，生意成功后將家人、親戚、同鄉叫來打工，久而久之，這些人不斷各自獨立，形成了一種非江南西道的人就難成為書商的態勢。

    歸根結底，書商雖是商人，但做的是文化產業，因而不乏對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店主，再結合自己做生意的經驗，很快，在書店成立之后沒多久，就有人開始涉獵出版業，不過和現在的出版印刷業不同，那時都是雕版印刷，是非常耗時費力的一項工作，很多時候，印刷書籍只能不計盈虧。

    印刷新書虧得更多，他們能做的就是復刻那些孤本，避免珍品失傳、遺失，說起來，這也算是琉璃廠那些書商的功德，比如琉璃廠的延慶堂劉氏，曾一次性買斷《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棟亭的藏書。

    當然，商人總要賺錢，不管多少，還是有很多涉獵出版行業的書商，從中獲利的。

    不過到了現代的琉璃廠，已完全沒有了書店街的性質。

    除了那門前被出租車當作等候乘客場所的華夏書店，已經很難在琉璃廠見到書店模樣的店鋪了。

    這跟書店和出版的形態發生改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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