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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十三行的境況就變得動蕩起來。

    其中有起有落，但做生意的大環境開始沒有以前那么友好了。主要問題有多個，外部環境是法國爆發了大革命，這個歐洲第二大市場大幅度萎縮，讓行商的生意規模和利潤都開始下降，許多行商開始了虧損；另一個是內部環境，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壟斷貿易，尤其是到了乾隆后期，官員們的貪腐情況日益嚴重，對商人的勒索日復一日，造成行商經營成本連年攀升。

    官員們一上任，都想方設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蘇楞額的前任盛住。

    盛住上任的時候，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是源泉行，老板陳文擴，商名壽官，陳文擴去世后，他的兒子陳壽官二世不善經營，洋行大小事務都委任賬房先生倪秉發。盛佳得知倪秉發擅長外貿，為了多索要一筆洋貨行許可費，勒令倪秉發獨立組建洋行。結果陳壽官二世便出現嚴重經營困難，無力再履行與外商簽訂的供貨協議，又無法得到足夠的資金和官府支持，只得宣告源泉行破產。

    為了多要孝敬，強行勒令一家經營良好的商行的經理人離職，這種事也只有盛住、蘇楞額這樣的人物能做的出來了。

    蘇楞額猶有過之，歷史上他向馬嘎爾尼使團征稅，英國人雖然沒有交稅，可是行商卻代付了三萬多銀元，馬嘎爾尼派人交涉，說使團船隊攜帶的都是乾隆皇帝賞賜的禮品，不屬于商品，用乾隆壓蘇楞額的結果就是，蘇楞額退了一萬元，并且堅稱行商只交了這么點錢。

    外部有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這樣的大變局，內部有盛住、蘇楞額這樣的官員勒索，十三行商人的日子能好過才怪。

    如果出事機敏的，或許還能夠明哲保身，遇到不夠靈活的，往往就會遭逢大難。

    而益行就是這樣，而益行是石姓兄弟經營。

    而益行這些年崛起速度極快，石家兄弟做生意極為大膽，業務擴張十分迅猛。潘振承死后，官府本想讓潘家繼承人潘有度接任總商一職，但潘有度謙虛的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新人，強烈推薦而益行接替自己作為總商；也拒絕東印度公司按照慣例第一個跟潘家同文行談判新一年的合同，而是將自己放在了第三位。

    馬嘎爾尼使團抵達廣州的時候，也見過石家兄弟的做派，而且在自己的日記中有描述，“我與此間的主要洋商（經營外洋貿易的中國商人，就是十三行行商）有過一些交談。潘啟官是最有權勢的行商之一，為人奸詐、狡猾。論重要性，石瓊官排名居次，但比潘啟官更有錢，更年輕，也更坦率。在我看來，石瓊官表現得對英國十分尊重，而且毫無保留地聲稱，他愿意嘗試任何我們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行委托他去嘗試的新事物。潘啟官的帽子上只有一個半透明的白頂珠，而石瓊官卻戴著水晶項珠帽子，這說明后者的官銜比前者高一級。但我很快就知道其中的緣故。潘啟官比較審慎，而石瓊官則比較愛炫耀。石瓊官肯定地告訴我，潘啟官還有一個藍頂子，但只在家中與家人聚會時才戴，卻絕對不在公開場合戴它，怕那些衙門里的官老爺因此找上門索賄，想當然地以為，用一萬兩銀子的代價換來如此榮譽的闊佬當然能拿得出這點小禮物?！?

    瓊官是而益行老板的商名，在馬嘎爾尼的認識中，甚至認為石家比潘家更有錢。但其實是石家更會炫耀。歷史中留下了大量西方商人對十三行商人財富的驚嘆，但歷史上，同樣留有大量行商破產的案例，實際上這些人也只是懂得炫耀。這跟中國商人藏富的作風很相觸，原因很簡單，大家都希望給西方商人留下自己資本雄厚的印象，這樣洋人更愿意簽訂訂單，潘家和伍家其實也做過這種事情。

    但石家在炫耀上比潘家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愿意跟英國人做任何生意，這種商人往往急于擴張，也往往容易陷入資金鏈斷裂的窘境。

    他們不是不想給蘇楞額孝敬，只是真的拿不出現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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