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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門書院，創立于武紀不振、文治可觀的南宋時代，如果說書院的建立，是呂規叔婺州教授從政文職的風衍，那演武更樓便是呂祖璟淮南安撫史為官武就的延續。

    山陰王瘐山有詠更樓詩云：“竹柝響深宵，攙入更樓鼓。涼風襲九秋，炎曦忘夏五。兩軍對堡排，疑是肅軍伍”。演武更樓的創建，不僅開創了書院“文武兼具”的歷史性先河，更為濟世于民提供了躬行實踐之道——父子二人的愛國之心、高尚之志、堅貞之舉都融合在這方云煙浩渺的書院之中。

    但書院，畢竟只是私人書院，就如今天各種教育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起，所為不過一己私利，又有幾處本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傳習之心？此為其知也，有知無力卻也難致達聞天下之名。

    藉此，便要說到呂氏的家學淵源。呂規叔的家傳呂學，早期稱道學，端于北宋時的滎陽。中州文化以坦蕩包容為特證，呂氏的滎陽學派同樣含宏博大，能兼收各派學說之長，使之融會貫通地容納于自己的學說之中。

    呂規叔與朱熹論道時，為宋淳熙七年，呂學經過北宋奠基充實定型，已為理學名宗，呂規叔與呂祖謙叔侄二人便已是呂學的代表人物，而朱熹的學說還在形成中，也即還在自圓其說的完善過程中。

    呂祖謙，字伯恭，人稱“東萊先生”，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著有《書說》、《春秋集解》、《東萊博議》等，其所開創的婺學（東南學派）含宏博    彩，與朱熹、張南軒稱為“東南三賢”，但終因“三賢同德同業，未至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上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由此可見，你活的久，你會是下一個風口）

    朱熹與呂祖謙之間，常有寫序作記的互文往來，并為呂規叔堂兄呂大防制訂的《呂氏鄉約》作過文字修改；呂氏宗譜次編修，其卷的《呂氏源流圖譜序》就是由祖謙請朱熹寫成，在這篇序里，言其與呂氏素有道義之交。

    朱熹不遠千里，水6兼程拜訪呂規叔，除了拜訪好友前輩以及學術探討外，無疑還有著勸說呂規叔，使得呂學與朱氏合流成一派，則可以好友叔父的言辭說服呂祖謙，同時也希翼借助呂祖謙來緩和自己與“心學”開山之祖6九淵的學術矛盾。（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終在其身故后揚名，世稱圣人；6九淵則主“心即理”之說——后由王守仁繼承并揚）

    事實上，朱熹終是低估了呂規叔的學術節操，呂學的性質就是不名一師，轉益多師，凡有營養的就吸收，只要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則可——朱學與呂學本就有意識分歧，前者屬于客觀唯心主義，后者比較實用，講究躬行明理。

    呂規叔的文化修養，人格氣度都給予了朱熹感染滲潤，啟鉆研，開闊心胸的影響，也給他帶來了增進學術的動力，離開鹿門書院后，更是意猶未盡，以這詩贊頌呂規叔其人：

    人道公心似明月，我道明月不如公。

    明月照夜不照晝，公心晝夜一般同。

    至于朱熹與6九淵的學術矛盾，后來也由呂祖謙出面調解促成了“鵝湖之會”，雖未爭出長短，卻在呂祖謙的引導下，氣氛趨于緩和融洽，也因此次會談開啟了講學論辯之風，影響至今。及至宋孝宗召見呂祖謙之時，提出“欲以統一山河，須先統一思想”的政治見解，推動了后來的朱學、呂學和6學的三學會歸。

    綜上，鹿門書院本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仁心，又以呂學的坦蕩、包容為底蘊，為學“不私一說，兼取其長”，這就使這座書院增加了文化容量，在文化的傳承上也增加了滲透的力量。正是——

    不愛浮華不慕名，能甘淡薄慣貧清。

    每逢巧處先謙讓，但遇風光后與爭。

    欣賞梅花欽傲骨，靜觀蘭芷詠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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