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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學官點頭，拱手將一眾考官從提坐堂號中選取出來的十篇作品，遞給陳孺。

    陳孺泯然接過，將試卷放在桌上，又將燭臺挪到跟前兒來，讓光線盡量的更加明亮一些。

    這些學官選擇出來的十篇文章，分別出自五人之手，其中兩篇是來自西平縣鹿鳴書院，一篇來自遂山鼎銘書院，一篇來自上蔡縣學，一篇來自汝陽縣學。

    科舉取士，不僅是考生們的考驗，同時也是對主考官以及閱卷學官的考驗。大明朝的文風歷來是南勝于北，取士的金榜上，也經常性的南北失調。

    由于地域的劃分太過明顯，洪武三十年丁丑科會試，此科說來倒也奇怪，出現了兩榜，初榜公布的五十二人清一色皆是南方舉子，落第的北方舉子頓感不平，競相大鬧起來。

    最后竟然不僅僅是榜上之事，而牽涉到了南北人之爭。

    由于當時的政局條件，朱元璋當機立斷，即刻下旨，將當時的二十余名考官全體凌遲處死，這才平息了這場血雨腥風。

    從那以后，無論是何等級的科舉考試，主考官都會依照前車之鑒，將取士的名次與人數相互權衡，而非僅僅看重文章質量。

    這樣的做法或許對于許多寒窗苦讀的讀書人是不公平的，但卻是平衡各地文風發展的辦法。

    況且，世上哪來的絕對公平呢？

    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公平存在，參加科舉的學子選擇這條路，便是默認這些做法的。

    算上陳孺手中，沈康的試卷，諸位學官挑選出來的上品文章中，便有三人來自鹿鳴書院，陳孺掂量著手里的文章，心里默默的權衡著，究竟該如何圈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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