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逮不設丞相，而尚書實奪三公權柄，乃復設中書、門下，以出詔命及省尚書事。要在使人臣相互制約、監(jiān)督，而其君可獨操權柄于上也。今行臺分部理事，一如尚書，而別無中書、門下，則與中朝狀況何其相似啊？況且錄尚書事，權也非職也，今行臺之長史、司馬，則職、權并重，比擬秦漢之二相，或一丞相一御史大夫，應無大異……”

    “大人，”裴該忍不住打斷了荀崧的話頭，說，“行臺終不能與中朝相比。”

    你說的這些我都懂，前世也曾多次梳理過歷朝官制的演變，你不必要現(xiàn)給我上課。問題我這兒終究是個臨時機構，不是真正的國家、朝廷啊。

    荀崧正色道：“雖為行臺，置罷非旦夕之間……”你都歸天子而自居長安快兩年整了呀——“所統(tǒng)四州兩郡，事務繁雜，且既命諸部，一如尚書，則豈可不備門下？我自歸長安后，不涉政務，唯冷眼旁觀，行臺雖較中朝為振作，因循茍且之事，亦不罕見。或正因為文約故意自弱于中朝，不敢事事比類，諸吏乃生浮躁之氣……”

    尚書省自西漢始設以來，有一個逐漸發(fā)展和擴張的過程，如此到了隋唐之際，才能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最初，尚書省是竊奪了丞相和三公的政令權，繼而又插手九卿的行政權——但在晉朝，仍設九卿，其職權與尚書諸曹往往重疊，遂導致責權不清，行政效率低下。

    先賢于此，早有規(guī)諫，一種意見是建議干脆罷九卿，而將行政權盡數(shù)收歸尚書省；一種意見則是保留九卿的行政權，而尚書省僅僅作為其領導機構存在。裴該既然行臺長安，詳細規(guī)劃和搭建類尚書省的班子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不可能模仿朝廷，再創(chuàng)建九卿的外派機構，因而干脆一步到位，把十二部規(guī)劃得極詳細，所用人員也遠遠超過了中朝的尚書省，完全奪占卿權，大致等同于隋唐的行政機構。

    這在荀崧看來，那就是你不敢一板一眼照套中朝架構，而要刻意彰顯長安行臺的地方性和臨時性——照這個樣子下去，官吏們還能有多少動力啊？目前在你督責之下，尚能實心辦事，時間一長，必生怠惰啊！

    裴該不禁心說，還真是從不同角度，可以看出不同問題來，陳頵前不久還在夸長安行臺的架構搭得完全，你這會兒倒說是草臺班子……

    不過也對，關鍵不在于角度不同，而在于視野不同。陳延思終究只是名中級官僚而已，光看到了行政系統(tǒng)的單一化和職權明晰化；荀景猷卻是做過執(zhí)政的，能夠站在更高角度觀察我這一套新系統(tǒng)，所得結果必然是：政令方面，唯大司馬與裴文冀、陶士行三人而已，你們就算千手觀音也忙不過來啊！

    并且更重要的是，裴該你身邊兒沒啥人，只有一票文學侍從，幫忙整理文牘，以及代筆寫文章而已。相比之下，裴長史和陶司馬倒是門客眾多，則時間一長，難免有太阿倒持之憂！

    荀崧生怕裴該誤會，還緊著解釋：“文冀為至親，士行亦循規(guī)蹈矩，我非疑忌二君也，唯論制度，此非長遠之計啊。”

    裴該就問了：“則請大人教我，該當如何更制啊？”

    荀崧建議道：“可即于大司馬府內(nèi)設一房，除郭景純、胡子云等外，多選智謀之士以為輔弼。大司馬政令，皆由此房宣出；長史、司馬諸部所奏，亦由此房審核……”

    裴該笑道：“此與設門下省無異啊。我終究只是行臺關中，若如此做，恐怕會引發(fā)朝廷的猜忌……”

    荀崧打斷他的話，規(guī)勸道：“文約，朝廷猜忌與否，只看時勢，與文約所行何關哪？即便不設門下，難道朝廷就不猜忌了么？豈不聞‘秦當雄’之讖……”


    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