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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諫官乃是中國古代獨有的官職，據說始于齊桓公設“大諫”，以鮑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桿子捅去周初的，說“保”就是最初的諫官，那么興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應該是諫官首領了。

    諫官的主要職責，是勸諫君主，并對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見。秦代設諫大夫，屬郎中令，漢代沿用，但屬光祿勛，東漢改名為諫議大夫。此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騎、中常侍等號的，亦皆負有諫議之責，

    唐代最重要的諫官是左拾遺、右補闕——因名可知，此職是為了匡正君主的過時，補朝政之疏漏而設。

    說白了，諫官的主要職責是面對君主的，必須能夠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錯誤，兼及議論朝政。此職自漢代始即受宰相領導，乃是相權制約君權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此君主自然會產生不滿，于是逐漸將諫官的職能分化，主諫君的轉化為君主顧問官——比如侍中、散騎常侍等職；主議政的則演化為侍中寺、門下省等機構，逐漸反過來成為制約政府的工具。

    歷代以諫官諷君王、監政府，而以御史督責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稱“臺諫”（臺是指御史臺），總監政府、百官，對于君主的諷諫職能卻日益萎縮——君權由之漸盛。

    固然，理論上凡一定級別的官員，都可以上書指責君主的過失，但大家伙兒既然還有本職工作，則除了少數幾個特例外，諷諫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減輕啊——君主之獨裁，即自臺諫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陳頵特意提出來，說關中行臺就是個小政府，于軍政兩道的架構尚算嚴整、完善，可是為什么獨獨不設諍諫之官呢？在朝中，諫官之設是為了諷諫君王，而在行臺，大司馬你大權獨攬，無人可以制約，倘若不設諫官，隨時指出你的失誤和缺漏，你就不怕辦錯事么？

    這倒確實是裴該從前沒有想到過的。一則他覺得自己夠謙虛，不專斷，凡大事皆謀之于眾，裴嶷等人也時常會主動提出意見來，又何必單設諫官？二來么，終究誰都不樂意整天一舉一動都被人盯著，隨時挑你的錯兒……故而諫官之設，壓根兒就沒往腦袋里去過。

    聽得陳頵之言，熊遠不禁蹙眉，就先裴該發問道：“終為行臺，并無人君，何必設置諫官？”

    陳延思道：“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過而無可諍諫者，必然閉目塞聽，甚至專斷獨行，而壞國家之事。即州亦有別駕，而行臺唯大司馬一人獨尊而已，若不能設諫官，聽諍言，諮諏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諫官是“言者無罪”的，哪怕當面指著君主的鼻子痛罵，只要就事論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當聽不見，但不能降罪于諫官。而且其他官員，固然也可以諍諫君主，但你若閉口不言，別人也不會強逼你；諫官若不言，則純屬失職。所以諫官之設，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風氣，使君主習慣于聽取下情，而臣子也習慣于表述意見。

    按照陳頵的說法，人沒有不犯錯的，只有被人即時指出，進而加以改正，國家、政府才能趨向于正道。各級政府部門中都有人能夠提意見，那是因為政府主官的權柄并不頂天；大至州府，刺史身邊還有別駕，名分君臣、上下，其實也就低半級而已，自然不怕講話。君主之下，卻沒有比他略矮一頭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專設諫官；如今你大司馬在關中行臺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為又豈可不受絲毫制約呢？肯定會出事兒啊！

    裴該心說我的行為怎么就不受制約了？先不說天時、地利、人和的制約，那些舊制度、舊習氣，因舊官僚而給我下絆子，使我不能舒心暢意，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然后再設諫官，比方說你陳延思，見天兒上書要我輕工商、罷民屯，下筆千言，口若懸河，在輿論上攻擊我，那我還不得給氣瘋嘍！

    不過再一琢磨，我的很多理念、手段固然經過歷史的考驗，可以確定是先進的，但高產種未必可以施之于鹽堿地，因應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很多施政措施有可能超前，過猶不及，反倒有可能壞事啊。

    對于這點，裴該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權柄，完全可以在關中徹底自搞一套，他卻仍然要多方面聽取意見，對于裴嶷等人因傳統思想而產生的反對情緒，寧可花時間、精力去耐心說服，也絕不強行壓制。況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沒用，人若不給你認真執行，陽奉陰違，必然難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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