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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還是熊遠舉薦的，我總得給熊孝文留點兒面子不是么？最關鍵的，裴該不記得后世史書有記載陳頵其人了——其實有，《晉書》中與熊遠等人同傳——則賢愚未辨，哪有一上來就先擺架子的道理啊？

    陳頵倒也不兜圈子，當即直言道：“卑愚之輩，何有以教大司馬之言哪？唯見大司馬行臺關中，忽忽數年，變更舊制，實有三得三失也，愿奉芹獻。”

    裴該心說古人真喜歡玩兒“三”字——“哦？卿可先言有何三得？”

    陳頵豎起一指道：“大司馬所得其一，不問門第，廣招人才……”

    其實關中群僚，也不是全都不問門第而仕的，其中有不少都是舊日高門出身，甚至與裴氏有親眷關系，裴該皆錄用之。這一來是因為初起步的時候人才少，又良莠難辨，只能先緊著熟人用；二則高門子弟，尤其是舊日官僚，起碼比那些寒門士子經驗要來得豐富一些吧，授職任官，比較容易上手。

    大司馬三軍當中，自然多是從卒伍中簡拔的寒門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員則仍以高門世家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該還曾經打算任用郁翎來負責商部，則其用人不問門第，唯才是舉，已然可見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級的官吏，則多數通過上回考試而征得，其中的寒門庶族不在少數。

    陳頵說了一通任人唯賢，不看出身的好處，隨即又豎起二指來：“所得其二，行臺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臺，只是臨時機構而已，體系粗陋，職能殘缺，實話說很難統籌方面之政。裴該既更舊制，又新設十二部，職權明確析分，使得結構嚴謹，減少部門間推諉和扯皮的可能性，確實是讓陳延思擊節贊嘆的。

    因為從漢代直到魏晉的臺省，與后世的尚書省不同，尚書仆射與諸尚書品秩相等，且諸尚書雖云分曹理事，其實職權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國務院，唯尚書令可比總理，仆射則是常務副總理，諸尚書都是副總理，雖然各有分管，卻還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長。

    只有確定國務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職權才能明析，責任才能分明。

    陳頵說的第三條，是：“興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試，選用官吏。”前七個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認同的善舉，后七個字則符合陳延思個人的政治理想。

    這所謂“三得”，句句搔在裴該的癢處，他不禁遍體通泰，若飲醇醪。但是隨即就說到“三失”了，陳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當時普遍認為，農業是國家第一要務，工商則只是末業而已——當然就社會發展水平來說，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該為了盡快恢復生產力，繁榮經濟，獎勵工商業，陳延思也認為并無不妥，但問題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農業齊平的位置上來啊！

    主要就是裴該解除了一系列對商賈、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為官——雖然就目前而言，多為小吏——這使陳延思很難接受。

    陳頵道：“工匠習末業，若誠能造器械，有利于農，加以獎掖，還則罷了。商賈逐利，不知仁義，是故歷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為賤業，雖一時富有，但朝廷頒詔，頃刻間其家可破。

    “今大司馬除其禁令，使商賈皆能著綾羅、居廣廈、食膏腴，甚至養賓客，則人必慕之，倘若皆風從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國家也！”

    這也是老生常談了，裴該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經跟裴嶷等人就這個問題辯論過很久，對此早有應對之策。于是他笑笑說：“卿言商賈逐利而不知仁，我以為未必。如鄭之弦高，犒秦師而救國，彼乃不知仁義，且有害于國家么？”

    陳頵反駁道：“敗穢之中，偶有芝蘭，不足為憑。”

    裴該便道：“則若舍敗穢而不顧，即生芝蘭，其誰知之啊？我今唯用芝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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