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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呂鵠所言，倘若殺害了自己，或者僅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河東之事缺乏足夠名位的大臣坐鎮，人心必然紊亂，軍政諸事都難入正軌，舟船、糧秣不能及時運抵河西，則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腳被縛，在戰事上必受重挫。一旦敗戰而歸，則晉勢更熾，皇漢內部的矛盾都會因此激發，平陽這座大廈勢必搖搖欲墜了！

    這可該怎么辦才好？我若辜負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國事，真正百死莫贖！

    要說韋忠確實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華夷之義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實話說此際民族主義思潮尚未泛起，當世士人，也沒幾個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祿，必忠人之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線，不可逾越。想當初平陽郡守陳楚強迫他出仕為功曹，雖非情愿，陳楚遇險之時，韋子節仍肯舍命相救；況乎劉淵待其甚厚，他一寒門士子，僅僅數年間便晉升為胡漢重臣，則彼既以國士待我，我又豈可不以滿腔忠悃還報之??？

    實話說，劉淵其人實有英雄之姿，有天下之志，故而石勒擬之為漢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孫——其后劉曜本非劉淵正支，靳準之亂后，又不立劉淵余孤，而自稱皇帝，甚至于連國號都給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韋忠論野心遠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陽，立朝參政，劉聰待其也不能說不厚——鎮西大將軍的名號，就是劉聰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盡忠悃，以報劉氏兩代之恩呢？

    后世所謂“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難，不顧國家前途，僅僅因為個人所受小恩小惠，就肯竭誠以事昏君乃至暴君——這其實跟江湖義氣沒有太大區別。況乎華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韋子節知識體系之內啊。

    故而后人看韋忠之所為，前后矛盾，或許頗為可笑，他自己可是渾然不覺，自詡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能力如何另說，僅論此一腔忠魂碧血，敢與歷代純臣并肩而無愧。時論卻也如此，唐初所撰《晉書》，即便以晉為正朔，胡君都入《載記》，也仍然把韋忠列名于《忠義列傳》——此傳中尚有麴允呢，謀國無才、御敵無膽，僅僅一死以報君王，就算忠了，真哪兒說理去……

    再說韋忠見呂氏圖窮匕現，欲圖扣留自己，不禁又驚又恐。他自不能束手就擒——自家生死安危事小，倘若影響了前線戰事，誤國之罪卻大——當即雙眼一輪，“當”的一聲，就把腰佩的長劍給拔出來了。

    韋子節之才，允文允武，但主要還是側重于文事，他“鎮西大將軍”的名號是虛的，“平羌校尉”的職務才實，主要以恩義羈縻諸羌，設非必要，輪不到他親履戰陣——雖說原本歷史上，他最后就是往平亂羌，戰敗而死的——再加上此來赴宴、游說，故而沒帶戰刀。

    然而長劍雖已基本上退出了戰爭舞臺，士人仍慣佩帶，主要作用是展示身份，次要目的才是防身——這年月甚至于已有木質的“象劍”出現——韋忠為胡漢重臣，出入是不可能不佩劍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宴會之前，呂氏也沒資格請其解劍。故而長劍仍在腰間，既已立起，拔出不難。

    韋忠是瞧著自己在客位，呂鵠在主位，相距不過五步，則只要動作夠快，促起不防，一個箭步便可躥至那老賊面前，橫劍其項。只要劫持了呂鵠，還怕自己不能生出呂氏塢堡嗎？即便事不能成，血濺五步，也要與這可惡的老賊同歸于盡！

    這是他唯一死中求活之計了，然而呂氏既肯宴請韋大將軍，且于宴席之間，呂鵠就敢出言不遜，又豈能毫無準備？呂老頭兒確實風燭殘年了，大概韋忠只消伸根手指輕輕一捅，老頭便會倒地氣絕，故此呂氏對于保護老族長之事，是絕對不敢有絲毫托大和疏忽的。一左一右攙扶老頭兒的兩名美婢，其實都是健婦，說不上精熟武藝，能動拳腳，論氣力和敏捷性，卻非一般男傭可比。

    因此一見韋忠拔劍上前，兩名美婢當即左右扶持呂鵠，朝后急退，隨即與宴的呂氏子弟一擁而上，就把韋子節按翻在地——韋忠還是不能打，倘若換了甄隨、陳安之流，估計空手就能把堂上呂氏老小全部殺光。

    關鍵是韋忠本不設防，帶來的十多名部曲，都被呂家安排在堂下，接受小宴——以他們的身份，沒資格登堂啊——自有各種方法可以隨心收拾了。

    韋忠被按在地上，動彈不得，不禁瞠目大叫道：“皇太子殿下尚在河東時，汝呂氏安敢背反？今見殿下西渡，河東空虛，乃起妄心。汝等亦非忠于晉國，只是為保家門，唯強以附罷了，何等的可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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