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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漢武初執政，外有匈奴之逼，內有諸侯之擾，國用不足，兵戈不強，無奈而止漢初與民休息之政策，聚斂財富，以平內憂外患。其情其景，與今日何其相似？若無孔僅、桑弘羊等為政，他又何能北逐匈奴，南定甌越，成一大盛世啊？然而匈奴卻，復遠逐之，甌越定，復取西南夷，百世之業，一己為之，這才導致國貧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詔——是其急功近利之過，并非為政之失也。

    “而且孔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賈之事，鹽鐵專賣，并且均輸。專賣之策，始于管仲，能使齊國富強，豈非善政？均輸之策，齊勞役而便貢賦，有便于民，有利于國，也非惡政。唯武帝急于求成，頒算緡、告緡之令，使中產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還打算說什么，裴該擺擺手，阻止他繼續發言，說道：“算緡當為古有——豈有因商致富而不納貢賦于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稅，二緡抽一算……”

    緡是貨幣單位，相當于后世的“貫”，二緡就是兩千錢，而一算，歷代說法不同，有說指一百二十錢，有說指二百錢。裴該籠統言之，其實漢武帝的“算緡令”，是要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二緡出一算，對于小手工業者則是四緡出一算，此外私人擁有的車船，也要按數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戶皆隱匿其財，導致‘告緡令’出，隱財者戍邊，告發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風大行，商賈之家多破。這是涸澤而漁之策，短期內可聚斂大筆財富，卻不利于商業之繁榮。若商不興，如樹木無葉，豈能長活啊？

    “我今財用雖不足，卻不重商稅，且使商賈于流通時得利始征，無利不征，前此聚斂之財，也不強取……”

    裴該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財產的安全，而不象漢武帝似的，因財征稅，也不管你這財產是好來的，是壞來的，是短期聚斂的，還是數代積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會引發無窮的阻力。而且這也使得工商業者不敢擴大生產規模，所得利潤寧肯吃穿浪費掉，更不肯置換成車、船等運輸工具。

    “如此一來，有若農賦，豐年不加，平年不減，歉年可免，人乃樂于經商、作工，而其獲利厚，國家賦稅也豐，公私兩便。且我與商者官，仍使為商，與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來刻剝百姓之虞啊？”

    當然啦，這只是目前的狀況，裴該是很想找機會把一兩名成功的商人安插進自己幕府中去，專門負責制定商業政策的，就好比漢武帝朝的孔僅、桑弘羊等人那樣。但他也知道時機未到，光給工商業者空頭吏職，就已經引發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漢武帝那樣一言九鼎的皇帝，還不可能徹底改變哪怕只是一兩名工商業者的地位。

    再者說了，武帝時儒家才剛抬頭，還沒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直到漢宣帝，都還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呢，如今可是經漢元、新莽、光武等數十代的哄抬，儒學已成主流，輕易搖撼不得了。

    裴該說了一大套話，終歸是需要喘口氣的，隗瑾這才得以插進話去，說：“商賈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視，誠恐農人皆將釋耒耜而逐商利，難免搖動根本……”

    裴該笑問道：“卿以為，商賈之利幾倍？”

    這個問題籠統得有點兒沒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該趁機就說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賈之利百倍，立主定國之利則無數倍，難道農夫都將釋其耒耜，商賈都將傾其珠玉，去立主定國不成嗎？”

    這幾倍幾倍的說法，原本出自呂不韋，他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國之利無數倍啊，當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該的意思，象呂不韋這樣的商人，世間能有幾個？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風險便愈大，普通農夫，安能為之？人之秉賦有差，所適合之業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輕農，何至于望風而轉業??？固然，人往往慣見成功，而不見失敗，若鄉里有因商致富者，總會嘗試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籌謀對策，或及時稟報朝廷，還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難道是僅僅要他們收取貢賦的嗎？

    “世間事，有利則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為，則唯垂手待死而已。國家為政，要在應天時、問風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導。今四方疲敝，百業不興，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須堰河儲水，若天雨導致儲水滿溢，再掘開泄洪可也。若旱時怕洪水，而不敢儲水，又如何能夠活到天雨之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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