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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爭論-《勒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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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漢武初執政,外有匈奴之逼,內有諸侯之擾,國用不足,兵戈不強,無奈而止漢初與民休息之政策,聚斂財富,以平內憂外患。其情其景,與今日何其相似?若無孔僅、桑弘羊等為政,他又何能北逐匈奴,南定甌越,成一大盛世啊?然而匈奴卻,復遠逐之,甌越定,復取西南夷,百世之業,一己為之,這才導致國貧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詔——是其急功近利之過,并非為政之失也。

    “而且孔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賈之事,鹽鐵專賣,并且均輸。專賣之策,始于管仲,能使齊國富強,豈非善政?均輸之策,齊勞役而便貢賦,有便于民,有利于國,也非惡政。唯武帝急于求成,頒算緡、告緡之令,使中產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還打算說什么,裴該擺擺手,阻止他繼續發言,說道:“算緡當為古有——豈有因商致富而不納貢賦于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稅,二緡抽一算……”

    緡是貨幣單位,相當于后世的“貫”,二緡就是兩千錢,而一算,歷代說法不同,有說指一百二十錢,有說指二百錢。裴該籠統言之,其實漢武帝的“算緡令”,是要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二緡出一算,對于小手工業者則是四緡出一算,此外私人擁有的車船,也要按數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戶皆隱匿其財,導致‘告緡令’出,隱財者戍邊,告發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風大行,商賈之家多破。這是涸澤而漁之策,短期內可聚斂大筆財富,卻不利于商業之繁榮。若商不興,如樹木無葉,豈能長活啊?

    “我今財用雖不足,卻不重商稅,且使商賈于流通時得利始征,無利不征,前此聚斂之財,也不強取……”

    裴該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財產的安全,而不象漢武帝似的,因財征稅,也不管你這財產是好來的,是壞來的,是短期聚斂的,還是數代積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會引發無窮的阻力。而且這也使得工商業者不敢擴大生產規模,所得利潤寧肯吃穿浪費掉,更不肯置換成車、船等運輸工具。

    “如此一來,有若農賦,豐年不加,平年不減,歉年可免,人乃樂于經商、作工,而其獲利厚,國家賦稅也豐,公私兩便。且我與商者官,仍使為商,與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來刻剝百姓之虞啊?”

    當然啦,這只是目前的狀況,裴該是很想找機會把一兩名成功的商人安插進自己幕府中去,專門負責制定商業政策的,就好比漢武帝朝的孔僅、桑弘羊等人那樣。但他也知道時機未到,光給工商業者空頭吏職,就已經引發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漢武帝那樣一言九鼎的皇帝,還不可能徹底改變哪怕只是一兩名工商業者的地位。

    再者說了,武帝時儒家才剛抬頭,還沒能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直到漢宣帝,都還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呢,如今可是經漢元、新莽、光武等數十代的哄抬,儒學已成主流,輕易搖撼不得了。

    裴該說了一大套話,終歸是需要喘口氣的,隗瑾這才得以插進話去,說:“商賈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視,誠恐農人皆將釋耒耜而逐商利,難免搖動根本……”

    裴該笑問道:“卿以為,商賈之利幾倍?”

    這個問題籠統得有點兒沒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該趁機就說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賈之利百倍,立主定國之利則無數倍,難道農夫都將釋其耒耜,商賈都將傾其珠玉,去立主定國不成嗎?”

    這幾倍幾倍的說法,原本出自呂不韋,他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國之利無數倍啊,當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該的意思,象呂不韋這樣的商人,世間能有幾個?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風險便愈大,普通農夫,安能為之?人之秉賦有差,所適合之業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輕農,何至于望風而轉業???固然,人往往慣見成功,而不見失敗,若鄉里有因商致富者,總會嘗試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籌謀對策,或及時稟報朝廷,還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難道是僅僅要他們收取貢賦的嗎?

    “世間事,有利則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為,則唯垂手待死而已。國家為政,要在應天時、問風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導。今四方疲敝,百業不興,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須堰河儲水,若天雨導致儲水滿溢,再掘開泄洪可也。若旱時怕洪水,而不敢儲水,又如何能夠活到天雨之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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