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爭論-《勒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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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就以銅為錢,金幣、銀幣不是沒有,但大多數跟后世紀念幣似的,并不能直接在市面上流通。這主要是因為金價昂貴,小老百姓用不起,而銀產量低,所以價值也虛高,同樣難用。
就此經過千年積累,逐漸形成習慣,哪怕后來到了明朝,來自日本和新大陸的銀貨大量流入,政府甚至于以銀兩來征收賦稅,但也沒想著要鑄銀幣,都是先鑄成錠,然后剪碎了用,極其的不方便。
兩晉之際,舊錢多毀,新錢未鑄,極大影響了商業流通,所以裴該才會想到在徐州開礦鑄“吉錢”。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此舉杯水車薪,對于自己聚斂財物能起一定作用,對于整個國家,哪怕是自己統治區內的商業發展,收效實在有限。
因而今日在款待張寔的酒宴上,談到了西域問題、絲路貿易問題,他就猛然間想到,我能不能嘗試著從西方引入銀幣來,以補銅錢的不足呢?這是經濟學上一大課題,裴該也是臨時起意,是否有效,也還缺乏仔細的斟酌和研討。
只是按照常理想來,你讓西來商賈多帶銀幣而不是貨物,他們肯定樂意啊——貴金屬比較方便運輸嘛——而只要自己出臺政策,準許流通,中國商人們也必然樂意使用。所以先跟張寔打個商量,你看這樣行不行啊?
誰想張寔尚且不置可否,隗瑾就先開言表示反對。裴該倒也是真心地想聽聽這位隗參軍的意見,便即阻止了張寔的斥喝,甚至于還端著酒盞站起身來,走到隗瑾面前,說:“我適才所言,有何不妥,卿可明言勿隱。”
隗瑾躬身答道:“裴公適才云,欲使西商多輸入銀錢,以便商賈流通。然而瑾以為,國家以農為本,商為末業,大司馬志在抒難興國,理當重視耕織,垂顧于田土,而不應關注商賈。末吏在涼州,亦曾聽聞裴公獎勵工商,凡有所輸,必給名爵,竊以為此乃搖動國本之害,不知誰人以教裴公,裴公慎勿輕聽!”
裴該心道原來你想說這些,我還以為你對貨幣政策有什么獨到的見解呢。當即先環顧一番左右,然后重新把目光又落回到隗瑾身上。
裴該打算趁著這個機會,闡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不但是說給隗瑾聽,也是說給張寔和自家將吏聽,于是笑一笑,對隗瑾說:“卿言當以農為重,此言無錯,但重農不等于必要輕商。如今胡、羯作亂,國家衰頹,乃當并重農、工、商、虞各業,使厚積聚,才能富國強兵啊。”
隗瑾拱手道:“《周書》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廢。然而如木有根,有干,有枝,有葉,若根不固,遑論枝葉?農為國家之本,本厚而諸業并興,若然本末倒置,如樹根朽爛,雖高十丈,也將枯死……”
裴該打斷隗瑾的話,問他:“卿可曾種過樹么?”
隗瑾聞言一愣,就聽裴該繼續說道:“卿只知道,根朽而木枯,然而試問:今有無本之木,其根有何用處?今有無枝葉之木,其本能活幾日啊?農業雖興,人皆耕織,若無人為工、商、虞,國家可能富強么?”
隗瑾答道:“國家重農,則如木根固,只要不加砍伐,其本自生,諸業自興。事有輕重緩急,國家政策,也有偏重,臣并非言工商無用,只是裴公不當過于關注而已。即以今日論,社稷傾頹、人心混亂之際,自當重農興作,商賈之道小哉……”
不等裴該辯駁,他就急促地說道:“今裴公使商賈供輸而可得官,此非漢武之故策乎?彼輩重利而輕義,若使為吏,必然刻剝百姓,使政治污濁。漢武之世,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其根由皆在于此——是故末吏以為不可,還望裴公三思啊。”
隗瑾的意思,首先聲明,我不是要消滅商業,也不打算跟你在重農還是重商的虛而大的問題上多做糾纏,咱們就事論事,還是說說你的政策失誤吧。
裴該笑笑,回答說:“卿誤矣。”隨即提高聲音:“商賈輸粟而可為吏,此本漢初之政,非武帝所獨創,那又豈能說‘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是因此政之失啊?漢武朝之弊,為黷武窮兵,糧秣不足則厚斂農夫,轉運不暢則刻薄商賈,為實國庫而使民間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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