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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古以來，就以銅為錢，金幣、銀幣不是沒有，但大多數跟后世紀念幣似的，并不能直接在市面上流通。這主要是因為金價昂貴，小老百姓用不起，而銀產量低，所以價值也虛高，同樣難用。

    就此經過千年積累，逐漸形成習慣，哪怕后來到了明朝，來自日本和新大陸的銀貨大量流入，政府甚至于以銀兩來征收賦稅，但也沒想著要鑄銀幣，都是先鑄成錠，然后剪碎了用，極其的不方便。

    兩晉之際，舊錢多毀，新錢未鑄，極大影響了商業流通，所以裴該才會想到在徐州開礦鑄“吉錢”。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此舉杯水車薪，對于自己聚斂財物能起一定作用，對于整個國家，哪怕是自己統治區內的商業發展，收效實在有限。

    因而今日在款待張寔的酒宴上，談到了西域問題、絲路貿易問題，他就猛然間想到，我能不能嘗試著從西方引入銀幣來，以補銅錢的不足呢？這是經濟學上一大課題，裴該也是臨時起意，是否有效，也還缺乏仔細的斟酌和研討。

    只是按照常理想來，你讓西來商賈多帶銀幣而不是貨物，他們肯定樂意啊——貴金屬比較方便運輸嘛——而只要自己出臺政策，準許流通，中國商人們也必然樂意使用。所以先跟張寔打個商量，你看這樣行不行啊？

    誰想張寔尚且不置可否，隗瑾就先開言表示反對。裴該倒也是真心地想聽聽這位隗參軍的意見，便即阻止了張寔的斥喝，甚至于還端著酒盞站起身來，走到隗瑾面前，說：“我適才所言，有何不妥，卿可明言勿隱。”

    隗瑾躬身答道：“裴公適才云，欲使西商多輸入銀錢，以便商賈流通。然而瑾以為，國家以農為本，商為末業，大司馬志在抒難興國，理當重視耕織，垂顧于田土，而不應關注商賈。末吏在涼州，亦曾聽聞裴公獎勵工商，凡有所輸，必給名爵，竊以為此乃搖動國本之害，不知誰人以教裴公，裴公慎勿輕聽！”

    裴該心道原來你想說這些，我還以為你對貨幣政策有什么獨到的見解呢。當即先環顧一番左右，然后重新把目光又落回到隗瑾身上。

    裴該打算趁著這個機會，闡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不但是說給隗瑾聽，也是說給張寔和自家將吏聽，于是笑一笑，對隗瑾說：“卿言當以農為重，此言無錯，但重農不等于必要輕商。如今胡、羯作亂，國家衰頹，乃當并重農、工、商、虞各業，使厚積聚，才能富國強兵啊。”

    隗瑾拱手道：“《周書》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廢。然而如木有根，有干，有枝，有葉，若根不固，遑論枝葉？農為國家之本，本厚而諸業并興，若然本末倒置，如樹根朽爛，雖高十丈，也將枯死……”

    裴該打斷隗瑾的話，問他：“卿可曾種過樹么？”

    隗瑾聞言一愣，就聽裴該繼續說道：“卿只知道，根朽而木枯，然而試問：今有無本之木，其根有何用處？今有無枝葉之木，其本能活幾日啊？農業雖興，人皆耕織，若無人為工、商、虞，國家可能富強么？”

    隗瑾答道：“國家重農，則如木根固，只要不加砍伐，其本自生，諸業自興。事有輕重緩急，國家政策，也有偏重，臣并非言工商無用，只是裴公不當過于關注而已。即以今日論，社稷傾頹、人心混亂之際，自當重農興作，商賈之道小哉……”

    不等裴該辯駁，他就急促地說道：“今裴公使商賈供輸而可得官，此非漢武之故策乎？彼輩重利而輕義，若使為吏，必然刻剝百姓，使政治污濁。漢武之世，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其根由皆在于此——是故末吏以為不可，還望裴公三思啊。”

    隗瑾的意思，首先聲明，我不是要消滅商業，也不打算跟你在重農還是重商的虛而大的問題上多做糾纏，咱們就事論事，還是說說你的政策失誤吧。

    裴該笑笑，回答說：“卿誤矣。”隨即提高聲音：“商賈輸粟而可為吏，此本漢初之政，非武帝所獨創，那又豈能說‘人競奢靡、刑罰過差，甚至以腹誹入罪’是因此政之失啊？漢武朝之弊，為黷武窮兵，糧秣不足則厚斂農夫，轉運不暢則刻薄商賈，為實國庫而使民間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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