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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此前對于蘇峻殺鄭林之事，一直存疑，就是因為找不到蘇子高這么干的理由。原本疑心王貢攀誣，但再想想，以王子賜之能，若想陷害蘇峻，一定會編造更易為人采信的理由啊；即便他就硬編蘇峻殺鄭林之事了，也理當堆砌更為嚴密的邏輯關系和證據啊。越是連王貢都語焉不詳，其實就越有可能是事實。

    蘇峻信中所言，倒是都說得通，鄭林這票腐儒會含糊華夷之辨，本在裴該意料之內。大儒又怎么了？大儒借用圣人之言，為自己的污爛行為背書之事，從來史不絕書啊。王肅也是大儒，為了斗倒鄭學，他就公然學術造假；范隆也是大儒，直接就出仕胡漢了……

    關鍵這年月的華夷之辨、晉戎之別，還并沒有深入人心，民族主義思潮尚未泛起；加上劉淵打著復漢的旗號，一方面尊劉禪為先帝，一方面又禮敬儒者，也往往使士人并不目之為外族，跟隨者還想為胡漢找承天景命的理由，不跟的只是目之為篡逆罷了。

    即便在原本的歷史上，后來劉曜干脆撕掉了假面具，改國號為趙，尊祖冒頓單于，那些已經附胡的儒者也沒見誰憤然辭官而去嘛。

    再往后，契丹占幽云、女真奪中原，乃至蒙古、滿洲竊取神器，都不知道有多少士人一副大義凜然之貌就甘心為奴去了，曲阜孔家更是連鬼子來了都開門恭迎的……當然不可否認，其中部分降胡的士人是因見舊朝不可守，想謀天下太平，以為可以導夷變華，出發點不能說太糟。但唯如此，則更具迷惑性、欺騙性，因為裴該有比旁人多兩千年的歷史經驗，他明白那壓根兒就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以寡族而統巨族，除非你徹底融合進了巨族里去，純用巨族舊政，否則是不可能真正天下太平的——若想以夷變夏，同樣無可建功。但寡族若不能保有一定的特殊性，怎可能壓制得住巨族啊？誰肯放著主子不當，愿意泯然大眾？苻堅想要以氐人為基礎混同百族，結果身死國滅；真金想要徹底漢化，被他老子按在地上摩擦，終于郁郁而早夭；契丹以降，直到滿清，凡是能夠政權相對穩固的，莫不兩用其政——就仿佛如今的胡漢一般。

    唯獨接近成功的，只有一個拓跋宏，但舊勢力反復倒算，前有“六鎮之亂”（真說不上起義），后有高氏、宇文氏的倒退，紛亂多年，直到楊、李執政，才算是徹底完成了鮮卑的內融。但那能算是胡人之功嗎？不還是巨族吃掉了寡族？

    所以裴該才要提前把“民族主義”的理念宣之于眾，首先從自家部屬、軍隊開始，灌輸一套完整的、自洽的、合乎邏輯，且不至于淪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華夷之論。但這條道路無疑是漫長的，坎坷的，裴該知道，即便自己幕中諸將吏，內心并不以為然的依舊不在少數，只是因為此論有利于裴氏集團的內部凝聚力，所以他們才暫時接受而已。

    相反，底層民眾，包括普通士兵，倒更容易接受裴該的新理論，原因也很簡單，他們本來就是白紙一張，方便描畫嘛。

    可是沒想到士人出身的蘇峻，竟然會因為理念之爭，對鄭林起了殺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裴該對此頗感欣慰。當然啦，鄭林不算有罪，無罪而殺，蘇子高未免太過跋扈、放肆了。但裴該作為現代人的那一面，對此事的惱恨，很快就被作為政治生物的那一面所壓倒了。蘇峻的捷報在此之前就已經送到了長安，則自家正寄望他在東方有更大的戰果，實不能因此“小事”而苛責之啊。

    若在太平時節，裴該必然是饒不了蘇峻的，但亂世之中，也只得無奈地從權了。關鍵裴該并沒有把一名大儒——即便是鄭玄子孫——的性命，看得比普通老百姓要重太多。

    估計裴嶷等人不會這么想，故而裴該并未把蘇峻來信內容泄露第三者知道。他只是召來送信人，單獨詢問相關情況，得出的結論與蘇峻信中所言符合若契——因為蘇峻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殺人動機何在，就連他的親信也未必清楚——由此便基本上相信了。

    于是復信給蘇子高，先申斥一番，說你不當擅殺，難道視我之軍法為無物嗎？然后又提醒他，碰到鄭林這路糊涂蛋，你就應該押送長安來，讓我組織人手將其謬言徹底駁倒，如此才能厚風俗、正人心，你直接給殺了，那不是讓同類士人糊涂一輩子嗎？“汝何等之魯莽、操切，全無大將之風也！”

    但是最后，他還是表示原諒了蘇峻，希望蘇峻能夠知恥而后勇，繼續為國效力，在東方取得更大的成果——“卿今既定城陽、東萊，乃可進取長廣，積糧、募兵以厚其勢，將來可一舉而下廣固，殄滅丑類。”

    給蘇峻的嘉獎令在此之前就已經頒下了，任其為城陽郡守、都督青州軍事。但是東萊郡的民政之權不能給他，別委王擂為東萊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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