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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在京城和盛海成功的經驗，宋其志、張國棟兩人迅速將其推廣開來。他們派人到各大盛會打前站，一旦有所突破，便親自趕去拓展渠道，幾乎有一半時間是在火車上度過的。

    京城、津門、盛海、深城、花都、江城、金陵、山城……這些城市，成為推廣的重中之重。

    因為“千紙鶴”系列帶有小資味道，賣的是信仰，賣的是愛情，賣的是情懷，需要大量的學生和白領群體來支撐。

    作為重生者的宋維揚，這次其實有些看走眼。

    他定位的“千紙鶴”系列罐頭，目標消費群體為18歲到30歲的年輕人。結果市場反饋出現很大誤差，這種罐頭居然在大城市的中學賣得最好，至少有六成的銷售額是廣大的高中、初中生貢獻的。

    得到消息的宋維揚有點懵逼，這跟他想象中不一樣啊。

    市場價6塊錢一瓶的罐頭，對比全國平均工資而言非常貴，那些小破孩兒怎么會有如此高的消費能力？

    即便是罐頭廠不再投入資金點歌了，隨著歌曲和小說從盜版渠道不斷擴散，喜豐“千紙鶴罐頭”幾乎是以病毒傳播的方式，在那些大城市的學校迅速風靡起來。甚至彌漫到了小學，幾歲大的小屁孩兒，也學著互贈罐頭表達愛意——當然，通常他們表達的是友誼。

    接下來半年，由于各省經銷商的推波助瀾，這股風潮迅速流行到中小城市。

    大概是3月初的時候，《京城晚報》突然報道了一個新聞：京城各中學早戀成風，對學校風氣造成了嚴重影響。春節過后，學生返校，互贈千紙鶴、幸運星和水果罐頭進行試探，漸漸發展成所謂的“戀人”關系。也有家長反映，自家小孩把所有壓歲錢都拿去買罐頭，甚至是偷家里的錢去買罐頭。回到家也不做作業了，整天只知道折紙鶴、折星星，還悄悄的給異性同學寫情書。

    此新聞一出，立即引起家長們的強烈反響，紛紛致信報社，說自己的孩子也是這種情況。他們要求把《千紙鶴》的歌曲和小說都禁掉，同時希望喜豐罐頭廠停止生產“千紙鶴”系列罐頭，還給學生一個純凈無污染的校園。

    禁個屁啊，歌曲就沒正式發行過，市面上流通的全都是盜版。電視臺和廣播臺也不管那么多，反正有人點歌他們就播放，法律也沒規定不能播放“野歌”。

    小說倒是出版了，但正版只賣出去幾萬冊，剩下的全是盜版，盜版數量至少有幾百萬冊——這年頭，瓊瑤加韓劇的殺傷力太強，40歲大嬸都能捧著小說讀得津津有味。

    倒是許多學校采取了強制措施，校內小賣部不準再賣“千紙鶴”罐頭。

    但老師和家長管得越嚴，越是滋長學生們的逆反心理，一個個偷偷買罐頭，偷偷折幸運星和千紙鶴，全部化身為地下工作者。

    而勞動人民的智慧也是無限的，趁機推出折千紙鶴和幸運星的彩紙彩條，甚至將業務推廣至十八線小縣城。

    拋開罐頭不說，千紙鶴和幸運星已經被炒起來，成為一種非常流行的校園文化。

    當這批學生長大，千紙鶴與喜豐罐頭，將會成為他們的青春記憶。就像水滸卡、圣斗士、葫蘆娃一樣，說起來笑中帶淚，情懷滿滿。

    不管如何，喜豐罐頭的名氣漸漸打響，在各地的銷售渠道也漸漸鋪開。

    在這種情況下，水杯罐頭和禮品罐頭也隨之鋪貨，三款罐頭大行其道，讓全國的同行為之側目，也吸引來無數的山寨和跟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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