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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警方現有的現場指揮，大多還限制在手里一只對講機，全靠經驗和各執行小隊的時時語言匯報，來判斷行動進展。

    這明顯已經不適合，越來越復雜化的犯罪手段以及犯罪組織能力。

    去年在某一線城市，甚至出現了犯罪組織首腦，利用完善的網絡監控以及無線通訊手段，居中調配手下與警方周旋，在現場監控和指揮效率上，比警方還要高明。

    犯罪團伙主犯落網后，在審訊室里嘲諷警察的老土，揚言如果給他與警方相同的資源調配能力。警察在他眼里，就是一群不入流的渣渣。

    態度可謂是囂張至極。

    為了不再出現類似的“丟人”情況，工作組經過論證，準備參考先進國家的警務指揮系統。在現場指揮中加入二級指揮平臺，也就是移動式指揮車。

    以后警方的大型行動，指揮中心只負責方向把控，具體的指揮權責交由二級平臺現場指揮。中小型行動的指揮工作，則完全交由移動式指揮平臺。

    這個警用的指揮平臺，跟軍方的作戰指揮平臺比起來，對功能性的要求，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首先警用指揮平臺對信道通訊安全、數據庫加密級別的要求相對要弱一些。畢竟，平臺工作時面對的是犯罪分子，對方的技術手段有限。

    比不了軍方的作戰指揮平臺，要時刻準備面對敵人先進的電子戰手段。

    不過警務平臺，在天網系統和廣域網的支持下，需要更加高效、直接的時時多媒體通訊手段，以及其它有助于行動指揮的平臺支持。

    雖然兩種工作平臺要求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認，軍方的指揮平臺，無論在功能上，還是相關技術的應用上，都已經走在了警務平臺的前面。

    對警用移動式指揮車，特別是軟件平臺的研發，有很大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安月如果想了解軍用平臺的相關技術特點，除了親自跑一趟五一一所，更直接的辦法就是找曲森取經。甚至讓曲森直接參與到警用平臺的研發之中。

    對于安月的合理請求，程萬奇根本沒有多做考慮就同意了。對于領導的工作安排，曲森也沒有拒絕的權利。很快起了偵查技術革新組和戰術組織革新組，兩面跑的日子。

    這時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兩個組的辦公地點相距了十幾公里。打車浪費錢，公交又沒有效率。以花城市的財政能力給他弄輛車倒不是問題，可曲森又沒駕照。

    因為工作需要，給一個三級警司配公務車雖然說得過去，但再給配個司機那就是在鬧笑話了。很多警督級別的領導，還沒這待遇呢。

    于是曲森在奔波于兩組之間的同時，還要抽空跑到工作組給安排的駕校去，緊急學習駕駛技術，也就是考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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