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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個外號，濮車侍和肖琪沒有什么太多的感受，至多不過是覺得這道號取得太大，也不夠“雅”，不似尋常道士多以梅、蘭、竹、菊為號。但這四個字在云銘聽來，卻是另有一重意思：
“搬山道人？是巧合嗎？或是……面前這個諸葛嶸，當真是那種在地里刨食的土夫子？”
云銘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為他在穿越前，閱讀過不少以盜墓為題材的靈異志怪。摸金校尉、發(fā)丘中郎將、搬山道人和卸嶺力士，這盜墓一行的四大門派，他自然是知道的。如今諸葛嶸自稱搬山道人，云銘一時就往那方面去聯(lián)想了。不過，其實他自己都自覺這個想法太過荒唐，原因無他——在這個時空下，盜墓賊這一傳統(tǒng)“職業(yè)”，如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盜墓行當的消亡與本世紀初的火種戰(zhàn)役脫不開關系。彼時，華夏的南方各省具為戰(zhàn)場前線，亞洲聯(lián)軍與外星侵略者交火甚多，長江以南自然不可能進行任何盜墓活動；北方地區(qū)雖然沒有戰(zhàn)火的直接襲擾，但這半壁江山承接了幾乎所有從南方撤出的民眾和生產資料，這導致了多墓葬的中原地區(qū)，其人口密度急劇增大，完全沒有了盜墓作業(yè)進行的條件。
退一步來說，就算土夫子們盜得墓中的寶藏文物又如何？根本就沒有買家會接手啊。這種人類滅亡的結局近在眼前的亂世，誰還會有心思搞文玩吶，都去倒騰黃金等貴重金屬了。哪怕火種戰(zhàn)役結束后的十來年里，全球范圍的古董收藏界都沒什么生氣。
如此一來，盜墓行業(yè)的上游與下游都被持續(xù)二十三年的火種戰(zhàn)役消滅，許多從業(yè)者直接就死在了戰(zhàn)爭中，徹底斷了傳承。像什么尋龍點穴、聞土辨墓、擇洞探土這些盜墓絕技，大多都沒有傳人在世，“高端人才”幾乎斷層。
如果說，火種戰(zhàn)役前的盜墓界還能算得上是“魚龍混雜”的話，火種戰(zhàn)役結束后的該行業(yè)里只能剩下些上不了臺面的小魚小蝦了，屬于一點兒技術和學問都沒有，光憑一個膽子大就敢鋤祖宗墳頭。這種人在相關里都屬于炮灰，遇上點事兒最先死的絕對是他們，成不了什么氣候。
那么，時至今日，盜墓行當死灰復燃了嗎？也沒有。正如在我們這個時代，移動支付的推廣應用使得偷錢包的扒手沒了飯轍，因為有不少人甚至數年不曾使用過紙筆進行交易了，根本偷無可偷。在此平行宇宙，“碩果僅存”的盜墓賊們也迎來了科技的降維打擊。
新興科學技術被廣泛應用于考古研究，比如倚靠聲波反射定位墓穴的山腹測距儀、重量極輕的多足式山地挖掘機、僅有一臺老頭樂大小的迷你鉆頭掘進機，以及背攜式考古挖掘套裝箱等等。本就青黃不接、精英死絕、日薄西山的盜墓業(yè)徹底完蛋，畢竟洛陽鏟在他們手中耍得再好，都比不上官家的高科技效率高啊。
同時，聯(lián)邦自成立以后，在政府層面對于古董交易的明面上的打壓從未停止，無論民間還是地下市場。由于火種戰(zhàn)役的影響，海量的各國文物、古跡毀于戰(zhàn)火，從人類文明淵源與延續(xù)的角度來看，這是極為巨大的損失。聯(lián)邦不會放任古玩界自由發(fā)展，對其帶來可能發(fā)生的二次破壞，因此全行業(yè)連正規(guī)渠道的交易都被政府層層設卡、困難重重，就更別提大型的拍賣會了，稍微像樣點兒的古董類拍品都不可能流出去。
順帶一提，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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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生態(tài)位缺失，必然會被另一類收藏品給填補上，就像我們所在的位面，以“殺豬盤”為代表的電信詐騙正逐步取代傳統(tǒng)的偷竊盜竊一樣，“舊物收藏”正是蠶食收藏界份額的后起之秀。
舊物收藏家是一個內涵十分寬泛的統(tǒng)稱，舊書、舊家具、古著、某些有趣的老玩意兒都有可能成為他們的心頭愛。還是因為火種戰(zhàn)役的摧殘，一些年歲并不長遠的東西也變得炙手可熱起來。濮車侍和白霏就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典型的舊物收藏愛好者，前者偏好收集上個世紀的電影膠片與錄像帶這種落后的信息存儲載體；后者則熱衷于入手各色古早的游戲機與游戲卡帶，比如任天堂的紅白機。
這個市場堪稱冉冉升起的商業(yè)新風口，以此孕育出了一個二十一世紀中葉的新職業(yè)——拓荒者。他們干的活兒說白了就是拾荒加垃圾分類回收的那一套，拓荒者們會深度檢索那些在戰(zhàn)爭中淪為廢墟的城市，盡可能的在斷壁殘垣中淘到有價值的好貨。云銘當初做雇傭兵那會兒，還領取過這類訂單，多數工作內容是押運轉送或某種特殊物品的搜尋。
“你似乎知道這個外號代表著什么？”諸葛嶸的目光一直鎖定在云銘身上，從未離開過，因而后者的一些細微的表情變化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云銘思來想去，決定實話實說：“嗯……是，在我原來的世界里，“搬山道人”用于指代盜墓界的一個流派。”
“原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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