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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和兵權，韜略和用兵之法，乃至管理一方，打理后勤的能力，才是未來生存所必須的，這才是他努力的方向。

    至于為什么一定要等王忠嗣來了再去河西，那還不是因為吐蕃人太兇了，方重勇害怕自己到了邊鎮無人看顧，被吐蕃人沖一波就寄了。

    安全第一，保命要緊。

    ……

    就在方重勇每天上午跟著崔乾佑學兵法，下午去賀知章那邊“練字”，日子過得平淡又無聊的時候，大唐中樞居然無風起波瀾！

    戶部侍郎兼轉運使鄭叔清，被外派到洛陽公干后，檢查了含嘉倉的儲糧情況。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含嘉倉的庫存大約少了八成！其空置率，可謂是自建倉以來的新低！估計就比剛剛落成那天強一點點！

    這幾年，朝野都在贊頌裴耀卿漕運有功，各地府庫充盈。沒想到，作為武周時期“天下第一倉”的含嘉倉，居然空了大半！

    簡直駭人聽聞！

    李林甫寫了一份詳細的疏奏，向李隆基陳述了洛陽作為糧草轉運之地，糧食存量竟然遠未達標的事實。

    李隆基看了這份疏奏，大發雷霆，一怒之下，將之前承辦糧食轉運的諸多官員全部撤職查辦！

    結果，立馬就有朝臣上書，說含嘉倉空置的原因并不在此，希望李隆基能收回成命。

    政務上的事情，其實很多時候沒有那么多是非對錯，只存在“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已。

    從某個角度看，那些人也不是純粹無理取鬧，他們說得還是挺有道理的。

    裴耀卿改革漕運，采用“分段式”運輸，三年往長安運了700多萬石糧食，成績不可謂不耀眼。

    但是，事物的發展都是有其兩面性的。有得必有失，乃是常態。

    漕運改革，是以犧牲汴口到洛陽段的漕運為代價的。它對大唐漕運的布局，乃至國家經濟中心的布局，有著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只是此時絕大多數人并未看到這一點罷了。

    這樣的例子之前便有。

    當初從北周滅北齊，到尉遲迥相州起兵反隋。當政者都看到了鄴城對于凝聚河北人心的恐怖威力，于是改了漳河水道，使黃河漕運路線不再通過鄴城。

    自三國開始興盛了數百年的鄴城，就此沒落。失去漕運的鄴城，也就失去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

    而自裴耀卿漕運改革后，因為漕運路線改道，洛陽不再是必經之路，因此愿意前往洛陽的漕船就日漸稀少。

    三年時間，汴口到洛陽這一段的漕運，幾乎減少了80%！

    運量從最高峰時的百萬石，到現在的不足二十萬石。

    裴耀卿漕運改革的核心，除了分段漕運外，另一點就是以汴口為轉運的核心，放棄從前漕運以洛陽為轉運核心的戰略。

    漕船都不往洛陽走，含嘉倉只出不入，糧食庫存減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類歌功頌德的聲音之下，這個重大轉變的影響，顯而易見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這項漕運改革，是官府在汴河與黃河的交叉點上置河陰縣（今河南河陰縣東）及河陰倉，在河清縣（河南孟縣西南五十里）置柏崖倉，在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三門之西置三門倉（一作鹽倉）。

    這項改革直接導致了日后以汴梁為核心的漕運經濟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國的基本經濟格局，其影響之深遠，除了“過來人”的方重勇外，無人看得透徹。

    而采取分段運輸的方法給長安運糧，水運條件合適，那就運輸；水運條件不合適（如枯水期），那就不運。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這項改革實施效果不能說不好，但有個核心問題是這樣的高強度運糧，是不可持續的。

    運輸量是大了，然而運輸成本，卻沒有本質性的下降，這些運費絕大部分還要商賈來買單。這是定都長安，所必須付出的經濟代價。

    事實上，縱觀全唐，也就只有這幾年，輸送長安的糧秣達到了一年運200萬石以上。

    從河北來的糧秣，都是來自“永濟渠六州”，而江淮來的糧秣，因為河道路線太長，經常有漕船堵塞傾覆，導致運糧成本極高。裴耀卿的漕運改革，對運河北糧的影響很大，對于運江淮糧的影響卻不那么大。

    運費高，就肯定得有人買單，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錢，民間就不干了，誰家的財帛也不是浪水打來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糧草已經轉運到河陰倉了，如果要轉運到洛陽，那么就必須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這些糧草是無法從洛陽轉運到長安的。

    所以現在江淮的商人已經不想再從江淮和江南運糧到洛陽了，因為運費太高無利可圖。而朝廷現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標”的方式運糧，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優勢。

    也就是說，商人將糧秣運到了洛陽以后，官府統一采買，再給運費補貼。

    根據李林甫派人實際調研，每一石江淮的糧食運到洛陽，平均運費就超過了50文錢。對應的運費補貼，卻又低的可憐。

    運費成本太高，而朝廷給的運費太低，導致商人們都不愿意從江淮運糧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含嘉倉空了大半，并不是轉運的官員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觀條件限制，讓他們有本事無力施展。

    糧食運不利索，不光是運的問題，而是朝廷的整體機制，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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