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論文1

　　摘要：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學留下種種思考的問題，尼采說上帝死了，其實上帝在有人簽發哲學死亡通知的時候已經死了。是不是哲學要走向終結了？或者用什么方法走出困惑，這就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西方哲學哲學終結價值重建存在批判上帝

　　一引言

　　在后現代主義話語中，上帝死了，哲學終結是一個熱門話題。其實對于哲學終結的話題并不是后現代主義的專利。自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于19世紀中葉解體之后，西方哲學家們就有危機感。維根斯坦和黑格爾不約而同得出“哲學終結”的結論。希臘人發明哲學之后，人們就對幾千年來的西方哲學而為了同樣的問題進行爭論不休。事實上，這些爭論并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現代西方哲學面對危機，后期維根斯坦從日常語言分析入手，他認為：“哲學是一場反對語言困惑思想的戰斗。”維根斯坦還說：“沒有一個方法，但確有類似于各種治療的方法。”后人把這種哲學觀稱之“治療性哲學”，它通過消除哲學問題來治療“哲學病”。然而，哲學問題被消解之后，哲學將不復存在：“哲學病”被治愈將不再有職業哲學家，所以也有人稱之為：“自殺性哲學”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學，面對各種危機，如何尋找出路。上帝真的死了嗎？哲學真的終結嗎？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同時在反思過程之中是否可以尋找出路。

　　二馬克思和簽發“哲學死亡”通知

　　哲學家羅蒂說要取消哲學獨特地位；德里達甚至說：“哲學死亡的問題應該是那些稱之為哲學家的人的共同體的惟一問題。熱衷決不是后現代的哲學家，現代西方兩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維根斯坦和黑格爾也是積極鼓吹者。

　　其實“哲學的終結”談論決不是始于現代西方哲學家，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給哲學簽發死亡通知，其中最砌底的當屬馬克思。事實上，在1844年之前，馬克思像傳統哲學家一樣，對于哲學予以最高的熱情和尊崇。馬克思在“第179號《科隆日報》社論”中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上的精華”，“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藏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

　　不久之后，情況有所變化。這個明顯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馬克思通過把哲學的現實功能具體化，進一步強調了哲學的現實意義。哲學在馬克思眼中的現實功能就是對現實的無情批判。他認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就是哲學，它的心臟就是無產階級”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滅哲學”的命題。他認為德國的實踐派要求否定哲學是正當的，并且認為只有在現實中實現哲學，才能消滅哲學。馬克思在著名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十一條，也是最后一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他與恩格斯將一切哲學都等同于資產階級哲學，因為它屬于現存的意識形態，必然要隨著現存的制度消亡。他們兩人都認為黑格爾哲學既是的最大成者，也是哲學的終結。其實他們兩人在宣布“哲學的終結”的同時，卻代之以一種新的哲學。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學家說的，哲學史只是“哲學死了，哲學萬歲。”的永久呼喊。事實上，恰好回應一位以色列哲學家說的，“哲學的終結”意味著哲學的不可能，但是同時又是矛盾的。證明哲學的死亡時候恰恰是通過哲學的論證和哲學的方法得出的。

　　在維根斯坦看來，“歷來關于哲學事物所寫的大部分命題和就此而設置的問題并不是假的，而是無意義的。因而我們根本就不能回答哲學問題。而只能確定它們的無意義性。哲學家的大部分問題和命題都是因為不了解我們語言的邏輯而引起的。”維根斯坦認為這些問題并不是哲學問題，而是語言問題，并且證明這些問題是不存在任何意義的。他目的是希望獲得一種“正確的邏輯觀點”，理解能說的東西以及其界限。這樣，哲學沒有自己的特殊命題和特殊內容，而是完全變成功能性的，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他在通過自己論述達到取消哲學，但是他這種論述恰恰在構建一種元哲學的理論。在事實上，這種理論本身也是一種哲學主張，只是改變哲學主題，形式，也就是用一種哲學代替了另一種哲學。

　　海德格爾始終認為，“存在是哲學真正命題的和惟一的主題”。哲學不是存在者的科學，而是存在的科學，即存在論。海德格爾關心是存在問題，只有存在的哲學才有意義的，并且還強調哲學是存在的科學，而不是存在者的科學。其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形而上學或存在論思想就把存在視為存在者的根據，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存在。在研究存在問題時候，我們總有思考這樣的問題，什么是存在。當我們去追問什么是存在的時候，而這個“是”本身就是一種存在。從某種意義上，“是”等同存在，所以對于這個“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按照海德格爾觀點或者他的思想，那么哲學就是存在哲學。魯迅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魯迅的這句話是論證存在者是什么，其實意義都是在于人。存在主義者薩特認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種東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質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這樣的東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爾所說的人的實在性。這種思想本質上是說明這個世界的意義就是人的世界，離開人的存在，這個世界任何東西都不存在任何意義與價值。海德格爾這里講的決定論不是對個別存在者的決定，而是對作為全體的存在者的決定。

　　在晚年的海德格爾卻認為哲學在現時代已經終結了，同時他也把哲學的終結叫做哲學的完成。在現代，人們把哲學變成經驗科學，哲學不再勝任思考的任務。因此，哲學終結是必然的，是一種歸宿。

　　馬克思覺得哲學與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樣，不是永恒存在的東西，而是屬于各個時代的社會意識。他的觀點是如果產生哲學或者所屬的社會制度注定是要消亡，那么哲學又怎么可能永久存在？人們在改變自己的現實生活的同時也一定會“改變著自己思維和思維的產物。”按照馬克思的想法，哲學是希臘人發明的，那么就不是從來就有的，所以消亡也是必然的。馬克思關心是實踐問題，如何改造這個世界。他還指出自己畢生關心和為之奮斗的只有一個問題，一個事業，這就是無產階級和全體人類的解放。他從來不關心“重建本體論”或者“本體論轉向”之類沒有實踐意義的問題。他使哲學變成社會改造實踐的一部分，哲學不再存在思辨。于是，哲學也就終結了。

　　三上帝死了，面對價值重建問題

　　尼采曾大聲疾呼：“上帝死了！”他接下來說：“假如上帝沒死，我就沒法活！”當他說完這話不久就精神失常，很快就一命嗚呼了。上帝死了，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上帝的尸體，還是留下一種終極的價值。上帝為什么會死？到底是誰把上帝殺了，為什么要殺上帝？那么死去的上帝會不會復活，耶穌死了，但是耶穌又活過來。我的死是為了我的復活，但是上帝復活了嗎？上帝是什么？是一種終極價值體驗，還是一種超驗的存在。這些問題都是困惑現代西方哲學，也是現代西方哲學面對危機。面對簽發死亡通知的現代西方哲學如何超越，如何走出困惑，這就是一種價值的反思。人們給哲學簽發死亡通知，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上帝的兒子人把上帝殺了。

　　人們給哲學簽發死亡通知，只是把上帝殺死，并沒有真正意義上讓哲學終結。那么哲學并沒有終結，只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面對各種困惑。上帝死了是不是價值輪回的表現，而這種價值是如何輪回的。在價值輪回過程是不是出現取代上帝的值體系，或者某種價值體系在重建之后實現這種取代。如果上帝沒有死了，尼采就沒法活下去。但是上帝死了，尼采也就發瘋了。或許當人把上帝殺的同時也把自己殺了，這是價值的互毀。于是人們需要回歸上帝復活的價值。

　　在這里，要面對的問題不是追究是誰把上帝殺了，或者談論上帝死的原因，而是關注價值重建的問題。后現代主義的非理性思潮，重建本體論面對種種困惑，價值重建出路在何方？如果現代西方哲學是一種超驗的存在，而超驗的東西屬于純粹理性。純粹理性如何避免理性的獨斷？康德認為：“純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沒有存在于經驗范圍以內的特殊對象，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經驗總和的完整性。但這種完整性只能是原則的完整性，不能是直觀和對象的完整性。” 反理性思潮出現是因為純粹理性本身不去認識某個特定的對象，或者是無法突破這個完整性而使用范疇到自在之物上去。 其實現代西方哲學是一個傳統主題和主體性慨念不斷被消解和解構過程。有一位學者說過，“實踐的觀點所突出的便不可避免地是能動性或主體性方面。”

　　從哲學史上看，西方哲學已經經歷過三次危機，每次危機之后，哲學都獲得了新生和繁榮。現代西方哲學危機已經進入了第四危機時期，而這次危機是否可以再次獲得新生和繁榮？西方哲學傳統三大主題———上帝，心靈和世界之后是否面臨喪失的危機。努力重建本體論，復活上帝，或者再造上帝是否解決擺脫哲學危機。

　　現代西方哲學要至少面對三個問題，第一是“重建本體論”，第二是“本體論轉向”，第三是“終結論”。重建本體論主張復活上帝，保留傳統三大主題。本體論轉向是主張哲學轉變為與其他學科結合在一起的綜合學科和邊緣學科。終結論主張純哲學的終結。

　　價值重建在發展過程不再是純粹的重建本體論，在很多時候是本體論轉向。有學者認為：“西方哲學將沿著跨學科，跨文化的大哲學的方向，最終將擺脫純哲學帶來的危機，這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我個人認為現代西方哲學發展本體論轉向只是解決哲學危機的方法，最終還是會回歸到“重建本體論”。一個人病了就必須吃藥，但是康復之后就不再吃藥了。我覺得西方哲學就是這樣情況的，必須通過“本體論轉向”獲得新生和繁榮。

　　四結束語

　　現代西方哲學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過各種困惑，經歷過新康德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等。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失去影響力，但是結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興起，給原來現代西方哲學帶來沖擊。結構主義的哲學加入了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進入哲學領域。

　　作為“后結構主義”的哲學代表人物福柯認為作為知識的主體和知識的對象的“人”已經不復存在，“人只是近期的產物，并且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畫上在沙灘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 福柯自稱自己是尼采主義者，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他也喊出了“人死了”這一命題。

　　現代西方哲學需要走出危機，作為一種思辨方式，必須選擇本質性的精神進行拯救，前提是人類精神能夠全面自由的達到反思狀態。 只有這樣，現代西方哲學才可以最終實現“重建本體論”。

　　主要文獻

　　[1] 《良知與理論》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xx年8月版

　　[2] 《現代西方哲學新編 》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xx年2月版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4]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著 韋卓民 譯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xx年版

西方哲學論文2

　　從“人類死亡判定標準的演變”中不難看出，死亡問題不僅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話題，而且也是一個同身心關系或肉體與靈魂、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緊密相關的問題，因而歸根到底也是一個同哲學和宗教學的基本問題緊密相關的問題。因為事情誠如恩格斯所說，不是別的，正是身心關系，或肉體與靈魂、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亦即何者第一性及其同一性的問題，構成了哲學或宗教學的基本問題。⑴因此，為了對腦死亡問題有一個深層次的認識或理解，對死亡現象作一番哲學或宗教學的考察是必要的。

　　具體地說，我們將依次扼要地對死亡現象作哲學的、宗教學的和文化(喪葬文化和祭祀文化)學的考察。而這就在事實上關涉到了人類精神的三種主要形式，即哲學、宗教和文化。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哲學、宗教和藝術雖然都能夠表達終極生存，表達絕對精神或普遍精神，但表達的方式卻有高低之別。這是因為既然“普遍精神的定在的要素，在藝術中是直觀和形象，在宗教中是感情和表象，在哲學中是純自由思想”，⑵則藝術形式就勢必低于宗教形式，宗教形式也就勢必低于哲學形式。這樣，雖說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問題，人類對死亡的宗教學思考和文化學的思考是在先的，然而，既然在一定意義上，對死亡的哲學思考是一種更為高級的精神形式，那么按照馬克思所謂“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說法，⑶在敘述中，我們就將打破哲學、宗教和藝術的歷史順序，并將這一順序顛倒起來，首先對死亡現象作哲學的考察，繼之對它作宗教學的考察，最后對它作文化學的考察。

　　死亡問題并不只是現代社會向人們提出的問題，也不只是文明社會向人們提出的問題，而是一個差不多和人類同齡的非常古老的文化問題。“人類從幾百萬年前誕生之日起，至少從直立人開始向智人過渡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起，就開始面對同類的死亡思考起死亡問題來了。”⑷從歐洲莫斯特文化遺址中的墓地到高聳入云的埃及的金字塔，⑸從中國山頂洞人尸骨周圍的赤鐵礦粉末到澳大利亞“夢戈三號墓”中的紅赭石，⑹從荷馬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賽》中闊談陰間的阿基琉斯和奧德修斯到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中痛哭故去摯友的吉爾伽美什，我們都可以發現這樣的見證。然而，這些尚不是對死亡現象的哲學思考。因為在這里，對死亡現象的這些史前時期的思考還只是以“直觀和形象”、“感情和表象”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還未曾以“普遍概念”或“自由思想”的形式表達出來。而為要完成這樣一種認識上的飛躍，是需要諸如“人的個體化”、“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時間觀念的更新”和“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等一系列條件的。⑴換言之，人類對死亡現象的哲學思考或死亡哲學，是伴隨著哲學的出現而出現的。

　　死亡哲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是對死亡現象的哲學思考，它雖然也以人的死亡為研究對象，雖然也十分關注與人的死亡有著緊密聯系的種種自然和社會現象，但卻旨在憑借哲學概念或哲學范疇對這些事實或現象進行總體的、全方位的形而上學的考察，換言之，它是以理論思維形式表現出來的關于死亡的“形而上學”，或曰“死而上學”。因此，在死亡哲學里，我們談論的是死亡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亦即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與可避免性)、死亡的終極性與非 終極性(亦即靈魂的可毀滅性與不可毀滅性)、人生的有限性與無限性(亦即死而不亡或死而不朽)、死亡和永生的個體性與群體性、死亡的必然性與人的自由(如“向死而在”與“向死的自由”)、生死的排拒與融會諸如此類有關死亡的形而上的問題。而且，也正因為它同研究死亡的各門精確科學或具體科學有這樣一層區別，它才獲得了一種獨有的超越地位，既有別于宗教神學和文學藝術，又對一切有關死亡的形而下的研究有一種普遍的統攝作用和不可抗拒的指導力量。⑵然而，“死亡哲學”雖然只有一個，但人類對死亡現象的哲學思考的表現形態卻是多種多樣的。鑒此，為了展現人類對死亡現象進行哲學思考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我們將分別討論西方死亡哲學和中國死亡哲學。

　　一 死亡的本體論與世界觀意義：“哲學即死亡的排練”

　　死亡的本體論和世界觀意義含攝兩個層面：其中一個層面是說，我們應當用哲學概念或哲學范疇來對死亡現象作形而上學的考察，另一個層面是說，我們只有通過體悟死亡現象，方可達到對終極實存或哲學本體的認識。因此，如果我們從第一個層面看問題，我們不妨把死亡哲學稱作一門應用哲學或關于死亡的哲學。但是，如果我們從第二個層面看問題，我們就似乎應當把死亡哲學理解為一門哲學發生學。如是，則死亡哲學就不僅屬于哲學，而且它事實上是一門元哲學。因此，這后一個層面在死亡的本體論和世界觀的意義中將占有更為突出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闡述死亡哲學、在討論死亡的本體論和世界觀意義時，將首先討論這一個層面，爾后再討論另一個層面。

　　在西方哲學家中，第一個明確地從哲學發生學的角度闡述死亡的本體論和世界觀意義的，是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因為正是柏拉圖第一個明確地把死亡或死亡意識同哲學的生活道路和思維方式、同哲學研究的終極目標和基本途徑聯系起來予以考察，提出并論證了“哲學是死亡的排練”這一流傳千古的哲學名言。

　　我們知道，柏拉圖原來對哲學并無興趣，他夢寐以求的是要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大詩人。只是由于后來同蘇格拉底的“邂逅”相遇，為蘇氏生為哲學事業而生、死為哲學事業而死的偉大精神所鼓舞，才一該初衷，焚掉全部詩稿，依然踏上獻身哲學事業的坎坷道路，并為此不懈地奮斗了半個世紀。因此，在柏拉圖看來，哲學首先是一門做人的學問，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它要求哲學家放棄普通的世俗要求，有一種超然有生有滅的個體事物、超然個人生死的思想境界，有一種自覺的死亡意識。哲學家的生活無他，就是從事哲學研究，而所謂哲學研究，就是不斷趨向這樣一種思想境界、逐步樹立自覺的死亡意識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排練演習，為死亡，亦即為達到一種沒有身體框架局限的存在作準備。柏拉圖所謂“哲學乃死亡的排練”，即是謂此。

　　需要指出的是：當人們談到柏拉圖的這個哲學典故時，常常把它說成是“哲學乃死亡的默思”，這是不貼切的。因為當柏拉圖這樣說的時候，他所用的希臘詞是“Мελετη”，而“Мελετη”這個詞的基本含義并不是“默思”(“meditation”)，而是“排練演習”(“rehearsal”)。從而，柏拉圖的這個典故所要強調的在于：哲學主要的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思維方式。正因為如此，柏拉圖把有無自覺的死亡意識看作是鑒別真假哲學家的試金石。在他看來，那些缺乏自覺的死亡意識、對死亡問題看不破和透不過的人，即使看起來十分博學，卻充其量是一個賣弄學問的“智者”，終究算不上一個“真哲學家”的。只有那些不懈地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不懈地“專心致志于從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學家”的稱號。(參閱柏拉圖：《斐多篇》67E。)

　　哲學是“死亡的排練”，其間不僅有道德倫理(“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真”的問題。什么是哲學?在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哲學叫作關于“善”的知識，而在另一種意義上，我們又可以把哲學叫做關于“真”的知識。然而，不管是“善”的知識，也不管是“真”的知識，在柏拉圖看來，歸根到底都是關于“理念”的知識。誠然，我們還有想像、信念和理智，但是，由于它們無論如何都要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同有生有滅的個體事物發生聯系，因而都算不得真正的知識，至少算不得“哲學”知識。所謂哲學知識，就是理性知識，即關于理念的辯證法。它是一種同有生有滅的個體事物毫無干系的、關于永恒無限的、純粹精神性的東西(即理念)的知識，用馮友蘭的話來說，就是一種關于“一片空靈”的“真際”的知識。⑴因此，一個迷戀于塵世生活、貪求有生有滅的個體事物、執著個體有限身體和有限生命的人是難得超脫事物世界、步入理念世界、獲得哲學知識的。⑵只有那些具有死亡意識的人，那些從身體“監獄”的“囚禁”中最終解放出來、從而徹底克服掉肉體感官的障礙、完全擺脫意志和欲望的羈絆的人，才有可能登堂入奧，進入神圣的理念世界，獲得真正的哲學知識。

　　總之，對柏拉圖來說，哲學不在死亡之外，而在死亡之中，它是一種非經過死亡這道門檻不能透悟的學問，它就是“死亡的排練”，就是死亡意識本身。真、善、美在哲學家的死亡的排練中，在哲學家的死亡意識中是三位一體的。哲學家追求正義、追求善、追求真理、追求美和追求死亡，這些統統是一回事。因此，對于“真哲學家”來說，問題不再是怕不怕死亡，而是何以在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中去覓求知識、真理、美德、美、正義和哲學。

　　毫無疑問，在西方哲學史上，從哲學發生學這樣一個理論高度來審視死亡的哲學家并不限于柏拉圖一人。例如，現代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曾說過：“死亡是給予哲學靈感的守護神和它的美神”，“如果沒有死亡，恐怕哲學也就不成其為哲學了。”這是因為在叔本華看來，人最根本的欲求是生命，最大的敵人是死亡和對死亡的恐懼。這樣，哲學作為一種關于死亡的“形而上學的見解”，作為對人類普遍存在的死亡恐懼癥的一種“治療”，其存在的絕對必要性，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叔本華強調說：“所有的宗教和哲學體系，主要即為針對這種目的而發，以幫助人們培養反省的理性，作為對死亡觀念的解毒劑。各種宗教和哲學達到這種目的的程度，雖然千差萬別互有不同，然而，它們的確遠較其他方面更能給予人平靜面對死亡的力量。”⑴此外，現代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83-1969年)1948年在瑞士巴塞爾大學就任教授職務的演說中也曾經強調過“從事哲學即是學習死亡”這樣一個哲學命題，而卡爾·馬克思(1818-1883年)在他的《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中也曾提出和強調過“辯證法是死”和“死亡是不朽的本原”這樣一類哲學論斷。

　　二 死亡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死亡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然而，用哲學概念或哲學范疇來討論死亡現象畢竟是死亡哲學的一項基本內容。在死亡哲學里，我們首先遇到的是死亡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問題。

　　在發展了的人類看來，人固有一死，不過是遲早而已。諸如身體器官的失靈，年老而至的體衰，都是顯而易見的證據。但原始人卻不這么看，他們在死亡問題上，也如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尚無因果必然性概念，他們并不把死亡看作人類固有的一種必然屬性。在他們看來，年來體衰和死亡有什么關系?他們不是見到一些年事很高的人依然健在嗎?而且，年老體衰本身不也和我們患上別的一種疾病那樣，完全由外在的神秘力量所致嗎?例如，仇敵不是可以把人殺死，巫術不是可以使人染上致死的疾病嗎?“對原始人的思維來說，要想像‘自然死亡’實際是不可能的。須知這是一個和其他觀念毫無共同之處的獨特的觀念。”⑶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的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思想此后隨著因果必然性哲學概念的出現非常自然地出現了。誠然，我們不能夠說，阿那克西曼德既然提出了“命運”學說，也就在事實上提出和論證了人的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赫拉克利特既然宣布所謂“命運”也就是“必然性”和“邏各斯”，宣布“一切皆流，無物常住”乃萬物的通則，宣布“我們既存在又不存在”，“對于靈魂來說，死就是變成水”，他也就因此而宣布了死亡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至于此后的德謨克利特講“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體”，講靈魂是“有形體的”和“有死的”，即便是“神”，也不可能“享有不死的本性”;盧克萊修講“我們應當順從自然的厄運”，則顯然是進一步在用自然的必然性來解說人的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了。⑷19世紀著名的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年)更是從辯證法的立場把“必然性”理解為“死亡的根據”，一方面辯證地指出：“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種子”，“生命的活動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自然的死亡是自然對人所執行的必然的無可逃避的“絕對的法律”，另一方面又辯證地指出：“死亡的根據是個體性轉化為普遍性的必然性”。⑸這就把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及生死辯證關系發揮到了極致。

　　然而，在死亡問題上就只有必然性而根本沒有偶然性嗎?一些哲學家對此也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例如，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就說過：靈魂的死亡和不死只具有“道德的確定性”，“關于靈魂不死的任何理性設定都是不允準的”。⑴另一個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則在強調人的死亡的必然性的情況下強調了人的死亡的偶然性。他指出：一切存在于人之外的事物，

　　一切他在一般自然概念下作為差異有別于他自己的東西，都是人的各種局限性和否定性。同一棵樹、一堵墻相撞也就是同死亡相撞，同存在的有限和終點相撞。一個人為了意識到他的有限，是無需步入墓地的。因為在他自己四周的每一個客體都傳達了這個信息。對一個人的肋骨一推，從外面的一壓，都是一種活生生的“死亡的提醒”。⑵當代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1905-1980年)進而從死亡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角度論證了死亡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聯，指出：“死亡絲毫不能被等待”。因為凡等待都需要一個確定性的結局，而且還需要有一個確定的過程正在實現中。但死亡不是這樣。我們雖然都有一死，但是我們究竟何時死則是不確定的，甚至是純粹偶然的;我們致死的原因的數目是無限的，它們的總體也不構成一個系統，因而我們的死期是“不可預測的、意向不到的”。這樣，雖然死亡一方面是確定的和必然的，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它又只是“從外面”降到我們身上的、沒有任何理由可言的、偶然的荒謬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對“我的死”自然也就無任何意義上的等待可言了。⑶

　　三 死亡的普遍性與個體性：“死亡總只是自己的死亡”

　　死亡的普遍性是一個同死亡的必然性緊密相關的問題。原始人既然理解不了死亡的必然性，他們也就理解不了死亡的普遍性。對于原始人來說，“死亡從來就不是自然的。”⑷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在原始人看來，任何人的死亡都不是由于死者自身的緣故，而是由于某種外在的“神秘的原因”所致，或是由于死者“違反了什么禁忌(即使是由于不小心而違反了)”，或是由于“某個人借助巫術儀式而進行的蓄意犯罪的謀殺”，甚至“蛇咬而致死通常都被看作是由于蛇受了巫師的影響的結果”。⑸這樣一來，死亡也就既沒有什么必然性，也沒有什么普遍性可言了。

　　但是，隨著人們對自然因果必然性和死亡必然性的認識的加深，人們也就獲得了死亡普遍性的認識。在發展了的人類看來，死亡不僅對于這個那個人是必然的，而且對于所有的人都是必然的和無可避免的。古羅馬時代的著名無神論哲學家琉善(約120-180年)根據死亡的普遍性原則，明確地提出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琉善認為：不管是窮人、富人、奴隸和國王都必有一死。他曾把人生比作從高處沖下來的泉水激起來的水泡，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遲早都要破裂。而且，當人們死亡的時候，不管他們活著的時候擁有什么，在死的時候，也都“必須離去”，也都要變成一具難看的骷髏。⑹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在談到死亡的這種普遍性時，也宣稱“死是最堅決的共產主義者”。費爾巴哈說道：“死是最堅決的共產主義者;它使百萬富翁與乞丐，皇帝與無產者，都一律平等。”

　　然而，死亡不僅具有絕對的普遍性，而且也具有鮮活的個體性。詩人哲學家尼采(1844-1900年)就曾從“成為你自己”和“超人”的原理出發，強調了死亡的個體性原則。他強調說：“透過對于死亡與其意義的思索，會驀然發現，我們的‘死’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死亡。”⑵不過，雖然在他看來，我們每一個人死亡的色彩都不盡相同，但歸納起來卻無非有兩種，這就是“超人”的死亡和“末人”的死亡。當代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則進一步強調指出“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在海德格爾看來，人作為此在，始終要面臨無限多的可能性，但惟有死亡才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這是由于死亡的個體性、屬我性和不可替代性使然;也就是說，“死亡總只是自己的死亡”，死亡是世上最私有的東西，它是誰也幫不了忙的，是誰也替你考慮不了的。不僅如此，死亡之所以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還在于只有死亡才可以使此在自身“個別化”，從而“本真地作為他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說，惟有死亡才可以把“此在”的“此”開展出來，使單個人從蕓蕓眾生中分離出來，從日常共在的沉淪狀態中超拔出來，真正成為“我的存在”或“我自己的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才強調說：“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實際上死著。”⑶把死亡的個體性如此鮮明地表達出來，是海德格爾死亡哲學的一個重大貢獻。

　　四 死亡的普遍必然性與人的自由：“成就之死”與“自由的死”

　　每一個人都是必然要死的。死亡的這樣一種普遍必然性并不意味著人在死亡面前就像一塊石頭或一只小狗一樣，毫無作為和建樹。而這就在事實上提出了“成就之死”和“死亡的自由”問題。“成就之死”和“死亡自由”作為哲學術語雖然是由尼采首先提出來的，但是，作為對死亡的一種理解，卻也是許多哲學家的共識。

　　黑格爾在談到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時，曾經贊嘆到：“蘇格拉底是一個英雄，因為他有意識地認識了并且說出了精神的更高的原則。”⑷其實，蘇格拉底之所以是一個英雄，不僅在于“他有意識地認識了并且說出了精神的更高的原則”，而且還在于他通過在逃生和死亡的生死抉擇中為了“堅持”“精神的更高的原則”而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死亡，并且以此彰顯了這一原則。

　　如果蘇格拉底是西方古代哲學的英雄(烈士)的話，那么，布魯諾(1548-1600年)則是一位近代哲學的英雄(烈士)。因為他和蘇格拉底一樣，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自覺地選擇了“成就之死”和“死亡自由”的。在他之先的哥白尼(1473-1543年)為了逃避死亡而推遲了《天體運行論》的出版，而哥白尼之后的布魯諾則面對死亡不折不撓宣傳宇宙無限說，即使羅馬宗教裁判所的8年囚禁和羅馬廣場的熊熊烈火，也都不能使他有絲毫的退縮。布魯諾曾經提出過“活死人”或“死活人”概念。所謂“活死人”或“死活人”也就是一種既非死人又非活人、既無死亡又無生命的人。用布魯諾的話來說：“他――不是死人，因為他有目的地生活著;他――不是 活人，他本身是死寂的;他――沒有死亡，因為他在死亡中產生思想;他――沒有生命，因為他不生長，也感覺不到自己。”⑴也就是說，這樣的人畢生始終抱著一個堅定的人生目的，他執著地為實現這一目的而拼搏奮斗，既不為個人生存的情勢所左右，也不為死神的降臨而退卻，他對個人的榮辱、生死，全都“麻木不仁”，無知無覺。在這個意義上，他“不是活人”，“沒有生命”，因而可以說他“雖生猶死”。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他死后雖然不會復活，卻也不是“死人”，也沒有完全死去，因為他生活的崇高目標，他的偉大的人生理想，甚至他的死亡本身，都會激勵人們生活下去，并為之奮斗不息。在這個意義上，他“沒有死亡”，“不是死人”，從而可以說是“雖死猶生”。布魯諾本人就是這樣一個雖生猶死又雖死猶生的“死在一時，活在千古”的“活死人”和“死活人”。

　　近代偉大的人本主義思想家費爾巴哈在黑格爾之后再次把死亡奠基于人的意志上，重申和強調了“我愿意死”的原則。在費爾巴哈看來，人和動物都必有一死，但是由于人與動物不同，具有理性和意志，能夠“預見和預知他自己的死”，“甚至能夠把死提升為他意志的一個對象”，從而不僅能夠和動物一樣“必然要死”，而且還能夠“愿意一死”。因此，是否“愿意一死”是人的死亡和動物的死亡的一個原則性區別。一個人只有“把死提升為他意志的對象”，“愿意一死”，他才可以說是“屬人地死去”。需要指出的是：在費爾巴哈這里，死亡的自愿與自由同死亡的自然必然性是統一的。他強調說：只有在人可以從死亡中解脫出來，可以在他不希望死亡時就能夠不死，可以完全決定他死與不死這樣一類情況下，才談得上超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其實，對于費爾巴哈來說，“愿意一死”或“屬人地死去”不僅不與自然必然性相矛盾，而且恰恰是要求人們遵循人的本性生活，要求人們對不死不抱任何幻想，從而安安靜靜地死去。“屬人地死去，意識到你在死里面完成了你最后的屬人的規定地死去，也就是說，與死和睦相處地死去，――讓這成為你最終的愿望、最終的目的吧。”⑵

　　然而，在西方哲學家中，把“死亡的自由”和“成就之死”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則是詩人哲學家尼采。在尼采看來，究竟什么是“自由的死”或“死的自由”呢?尼采回答說，這就是“當我愿意死，死就來到。”那么，究竟我在什么時候愿意死呢?自然是“在適當的時候死去。”然而，究竟在什么時候死才死得其時呢?于是尼采提出了“成就之死”的問題。什么是成就之死呢?這就是一個人在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賦予自己、人類和大地以新的意義之后死去。所以，尼采說：“當你們死，你們的精神和道德當輝燦著如落霞之環照耀著世界;否則你們的死是失敗的。”由此看來，死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生的問題。因而，所謂“成就之死”實際上講的是“成就之生”，所謂“失敗之死”，實際上講的是“失敗之生”。尼采認為，許多人的生和死都是失敗的，因為他們毫無創造精神和進取精神，結果，少年頒白，精神先老，雖生猶死。這些人是死得太晚了。尼采不懈地呼吁人們避免“失敗之死”，追求“成就之死”，因為惟有這樣的死才能夠給人類和大地以意義。“我示你們以成就之死，那對于生者是一個刺激和一個期許。”“我如是愿意著死，使你們朋友們為我之故而更愛大地;我愿意重返于地，使我于誕生我者之地中得享安息。”⑶

　　由此看來，西方哲學家在漫漫的兩千多年的歲月中對死亡現象作了多方位、多層次的探討，不僅探討了死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探討了死亡的偶然性、個體性、“成就之死”和“死亡的自由”。如果說探討死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主要的還是立足和著眼于自然主義的致思路向，則探討死亡的偶然性、個體性、“成就之死”和“死亡的自由”則顯然屬于一種人本主義的致思路向了。如果說第一個層面最根本的在于把死亡理解為一種“自然事件”和“自然過程”的話，則第二個層面最根本的便在于把死亡理解為生命的生成性力量和生存的本真狀態。既然人是由身心(這里的心并非指人的心臟，因為心臟在這種語境下，恰恰屬于人的身體部分，而是指同人腦相關的人的精神活動)兩個層面組合而成的一個合體，則自然主義的死亡觀與人本主義的死亡觀的結合或合一，便構成了人的死亡哲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內容。在這個意義上，一部西方死亡哲學史，也就是一部自然主義死亡哲學與人本主義死亡哲學互存互動的歷史。

西方哲學論文3

　　筆者有一個觀點在拙著《問人性》書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即人類最初的精神性，也即道德心，均發源于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二百年之間，人類的三種原道德精神性——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愛精神，即在這個時期分別發源于古希伯來人、古希臘人和古中國人之中，這三種原道德精神性分別構成了興起于希伯來、希臘和中國的神學、哲學和人學的精神的核心：神學的精神核心是信仰的意志；哲學的精神核心是求知的理智；人學的精神核心是仁愛的情感。無論神學、哲學、人學，它們都起源于人類的對發自內心的善的追求，也即對人類的道德精神的追求。

　　古希伯來先知視人類對上帝的信仰的意志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古希臘哲人視人類對知識的掌握和追求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古中國圣人視人類對彼此的仁愛的情感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按筆者今天的理解，第一種信仰精神的善其實應是古希伯來人對于人類求真的意志精神的原創；第二種求知精神的善應是古希臘人對于求善的理智精神的原創；第三種仁愛精神的善則本應是古代中國人對于人類求美的情感精神的原創。古代人把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意志、理智、情感等的內在精神全都歸之于追求相反于“惡”的人類內在的善“心”，它們全都是發生于人們內心的求善（好）的精神力量，這些力量對于人們的原惡和原欲都具有某種抑制、約束和調控的作用，所以它們都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世界的神創一元論和對上帝的執一的信仰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最初和后來的神學；在世界的心物二元論、概念的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推理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最初和后來的哲學；在世界的渾沌學說、陰陽五行說和天、地、人大小宇宙循環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最初的人學。東方最初的人學理論在中國的秦漢之后便基本上停滯了，而西方最初的神學和哲學在中世紀的相互結合之后，則不僅進一步推進了神學，而且也進一步發展了哲學。神學與哲學的結合產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神會學說（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等），神學的信仰精神在與哲學的求知精神相互斗爭相互磨合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人類近代科學實驗或實證的理性精神，同時也產生了社會功利的實用或工具的理性精神。此后，在19世紀末期，神學的信仰精神在與哲學的求知精神的歷史矛盾中，首先走向了衰退，最后并導致了神學與上帝的“死亡”。這種“衰退”和“死亡”均導源于人類通過理性對上帝的審視。上帝，作為一種人類心中的神秘力量，愈來愈受到理性力量的懷疑和排斥，終于在尼采的一聲驚呼：“上帝死了！”之后，使“上帝死了”成了人類的一種不可逆轉的共識。失去了上帝也即神的信仰本身也愈來愈只剩下了虛有其表的宗教儀式甚至陋俗，從而愈來愈受到后來人的輕視。

　　人們沒有意識到，由于上帝的死亡所導致的信仰精神的喪失，其實也是人類的一種原疲乏德精神的消亡。這種原德精神曾由于人們在對上帝的無所不在的信仰中所感悟到的某種恐懼和希冀，而在人們的心中生發出某種制約自身原惡和原欲的內在自律的力量，也即成為生發于人們內心的求善的力量的源泉。現在，這種生發于人們內心的善的力量的源泉已紀枯竭了。人們發現，原來曾恐嚇自己的上帝（神）只不過是虛無，而人們對于虛無是不必恐懼的，人們發現，原來曾恐嚇自己的上帝（神）只不過是虛無，而人們對于虛無是不必恐懼的，所以人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甚至犯罪也不必感到自咎，正是因此，近現代的人類變得愈來愈不知羞恥，愈來愈不知自責。千萬年來，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原惡本性的魔鬼終于沖破了“潘杜拉盒子”的第一道防線——上帝神秘的盒蓋，從而導致了由于信仰而生發的道德精神的死亡。這種道德畏神的死亡的最直接和最嚴重的歷史后果，即是20世紀前半葉在歐洲和世界幾乎連續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在大戰中，人類公開亮出了從種族清洗到階級清洗的明確的惡的意志，并從此開始了后來半個多世紀的世界兩大陣容的冷戰的局勢；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末，冷戰結束，即又幾乎立即開始了新的種族清洗，如前蘇聯的分裂的戰爭，甚至發展到以更大的國際間的種族清洗取代一般國內的種族清洗的喪盡人道的戰爭，如北約和美國對南斯拉夫的狂轟監炸，這種戰爭均由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國家擔綱。喪的了因于恐懼和信仰的上帝的道德精神的西方人，要用人們對最先進的暴力武器的恐懼來重振“道德”，他們沒有看到，這種倚仗強權的道德，已經不可能再是道德，而是更深刻的道德的死亡。這應是后話。

　　隨著上帝的死亡，曾經沾沾自喜于為上帝挖掘墳墓的理性的哲學自己也終于岌岌乎殆哉了。

　　發源于古希臘的哲學求知精神也曾經是人們追求發自內心的善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最早，它為表現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70年）所提出的關于“邏各斯” 的觀念之中，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中被認為是第一個提出了宇宙論倫理思想體系的人。赫拉克利特強調“邏各斯”不僅是宇宙的普遍法則、規律，而且也是人人都應當遵循的共同的行為法則和命運的“守護神”。在柏拉圖的哲學中，“邏各斯”是理性的法則，是最高的理念，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邏各斯”是邏輯之母。在后來的斯多葛派的哲學中，“邏各斯”成了世界萬物的命運，在再后來的神學家的眼中，“邏各斯”成了神圣的智慧，成了一神論宗教的理論依據，到了最后黑格爾的哲學中，“羅各斯”又回到了柏拉圖的理性精神的表達，而且成了人類絕對唯一的精神。

　　由于邏各斯也即理性精神最早所曾表達的某種神秘性，以及人們對于支配宇宙、自然、社會、人類等萬物運動和生命的法則、規律的無限敬畏，使得哲學的研習也曾具有可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內在焦慮的迷茫和任性的狂燥等原惡本性，而獲得內心寧靜的某種精神的效能，所以，哲學的求知精神也曾成為人類追求發自內心的善的某種精神力量的源泉，從而，歷史上的西方哲學的理性精神也一直曾經充當人類的某種原道德精神。然而，這種曾經作為西方人類的一種原道德精神的哲學的理性精神，在經過了近幾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之后，卻愈來愈變成了僅僅外在物質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理性主義的精神，它雖然是人類用于改造自然乃至改造社會的強有力的物質主義的形式工具，但同時也愈來愈離棄了它曾經充當的人類原道德精神的基礎或源泉。這時候的哲學已經與人類的道德精神、與人類所追求的發自內心的善的精神毫無關系，而徹頭徹尾變成了一種人們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質主義、理性主義的工具。

　　哲學的死亡正是發生于它對人類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來愈絕對的離棄，以及與此同時，它的愈來愈只變成了個人在社會歷史中爭權奪利的形式主義的工具。正如筆者在本書中所描述的，這種哲學工具的不斷強大和發達，次第造成了人類中種族、宗教、民族、國家、階級、友誼、家庭，最后乃至個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在現代哲學的氛圍中，人類的人性不是被高揚了，被升華了，而是恰恰相反，人愈來愈變得不成其為人，變得愈來愈寡廉鮮恥，變得愈來愈無視善惡，變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發生同類的自相殘殺，更少發生象人類中所曾呈現的，愈是大規模地提高自相殘殺的力量，便愈是顯示出人類自身的某種“進步”、“高貴”、“優等”。近五個世紀以來，人類即明顯地是在不斷地發展殺人的武器的過程中顯示出其“進步”、“高貴”和“優等”的。

　　愈是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往往也愈是更顯示其某種道德精神性，從而也更顯示出他們對人類未來共同命運的關切，而愈是靠近今現代的哲學家則往往相反，他們更顯示出對人類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變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變成一味只知尋求符號精密運算的怪物，變成冷漠的語言、語句、語義的分析專家。其中不僅包括一些現代主義的哲學家，也包括某些所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家。他們愈來愈只感興趣于對“真”的愈來愈精密的思考，而把對“善”的思考愈來愈只局限于原子化的個人自身，局限于只考慮個人自身的善的外在條件的規定，而根本忽視了其內在自律力量的發生機制。這種個人主義的“善”顯然已與人類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毫無關系。說白了，西方哲學從它的一開始就繼承了西方神學的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它的進一步的發展，并走向離棄人類群體道德的后果，也本來就是必然的結局。

　　關于西方哲學在近代逐漸由盛而衰，以至到本世紀末最后走向終結的過程，在本書的第二部、第一章的第一、二節曾進行過比較詳細的討論。在那里著重說明的是，當哲學以完全離開神學、排除信仰的方式自行發展到獨立的頂峰之時，實際上也是它完全過濾掉道德精神，不再具有幫助人類從內心深處生發出自律的善的精神力量之時。這時的哲學要么變成了概念真值運算的純粹的邏輯主義工具，要么變成了一味只為人們的世俗利益從事詭辯的理性主義工具。過去的哲人曾考慮的支配宇宙、自然、社會、人類整體的和諧存在的法則、規律意義之下的“邏各斯”，現在只剩下了為個人、為小群體（如階級等）的利益辯護的相對主義、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絕對理性作為上帝已經被子黑格爾非常禮貌地請出了現實的舞臺，至于信仰的上帝、仁愛的上帝則早就已經被人們宣判了死刑。說得干脆一點，這樣的上帝壓根兒就不曾存在過。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即是說，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的絕對性價值，在哲學的理性法庭中是不被承認的。如果說，在笛卡兒、康德那里，還為這些絕對性價值保留了上帝信仰的位置，或作為“絕對命令”而被加以肯定，那么，在黑格爾那進而，理性已被宣布主宰一切，而且上帝即是絕對理性精神，絕對理性精神即是上帝，這足以說明，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的被無視的下場。至于到了維特根斯坦，判定一切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實際上也即判定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無意義。西方哲學到了維特根斯坦，基本上等于完結了。前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宗旨只不過是“對思想進行邏輯解釋”，“邏輯原子論”、“邏輯實證論”，實際上是等于宣布，哲學屬于純粹的理性工具，完全與人類的信仰精神和仁愛精神無涉。“對于說不明白的事情就應沉默”，“迄今為止就哲學問題所寫的大部分句子和命題并不都是錯誤，而是沒有意義”。這等于明白宣布，一切涉及人類“心靈”問題的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可怕的是，也基本上等于說，人生毫無意義。歷來的哲學本來是希望為人類尋找到某種意義的，特別是某種原道德精神的意義，現在全都完蛋了！

　　后維特根斯坦，把哲學的任務定格為設法使人類的思想擺脫語言為它設下的陷阱，哲學應放棄解釋一切的企圖，而只成為“純粹的描述”，這等于實際上結束了哲學，結束了哲學試圖關切人類命運走向的一切可能性。維特根斯坦為后來的“哲學家”們準備了大量關于對語言、語義、語句等等進行分析的任務，哲學本身則成了一種智性游戲的工具，或工具的智性游戲。

　　可以說，近代西方哲學從笛卡兒開始，經過康德的開拓的創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爾，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后的頂峰，此時此刻，上升的路已經斷絕，只有沿著山峰的另一面自由下墜了。二十世紀，是西方哲學走向終結的世紀，傳統意義下的哲學家事實上正在變成人類思想界的累贅，剩下的人們除了進行一些語言、語義、語句等等的分析游戲之外，實際上已經對人類未來的事業無足輕重了。

　　有人指出，德國古典哲學是在理論上論證人類自由精神權利的哲學，其實，西方哲學的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也即在確認人類精神自由的權利。然而，哲學的死亡，則是因為它把絕對的自由唯一只判定給了本來只應屬于相對性的人類的理智。在哲學的道路上，英國人首先在思想上、言論上要求自由權利，法國人最先在社會行為上、在權利斗爭中爭取自由權利，德國人則最早在理論上論證人類精神自由的權利。在康德，這種自由的絕對性并不屬于人類的理性，而是屬于信仰、仁愛的上帝和道德的情感，而自由的相對性才是屬于人類的理性，或理智，在康德那里，人類的理智是受到限定的，它不可能認識物自體和上帝，雖然它有相對的自由權利，但它絕對不是自由本身，因為它不可能成為絕對者自身；可是到了黑格爾，理笥成了一切的主宰，成了上帝自身，上帝即絕對理性，絕對理性即上帝。理性被黑格爾抬上了絕對的寶座，理性成為絕對，也即被認為是自由本身。無限夸大人類的物質性工具的自由，這樣做的結果，反而取消了人類理性賴以成長的道德情感和信仰意志的精神自由，取消了人類靈魂的精神性的自由。取消人類靈魂精神性的自由，實際上也即是聯消了哲學自身存在的前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哲學最初的誕生是密切相關于人類的道德精神的。失去了道德精神前提的哲學，必死無疑。

　　西方近代哲學從懷疑一切開始它的使命，然而它卻以取消一切可懷疑的對象來宣告自己的終結，想起來這很可笑，但的確這就是命運。

　　當西方哲學借助于維特根斯坦向世界宣告，一切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對于一切說不清楚的事情就應該保持沉默，此時此刻，哲學不死還更待何時？

　　如果哲學只講哪些明明白白的東西，還要哲學何用？哲學只講個人主義、物質主義、邏輯主義、現世主義、總之，理性主義，它不死，還更待何時？

　　更可怕的是，西方哲學先天地即繼承了西方神學的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的傳統。古代希伯來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靈魂的人，所以必須要有上帝；古希臘一羅馬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政治的人，所以必須要有議會、選舉、法典；英國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經濟的人，所以必須要有憲法保障公民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權利，保障公民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的權利，保障公民有結社自由的權利；美國人認為人類是“惡”的自由文化的人，所以必須要有最暢通無阻的信息網絡……。

　　通過上面所述，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近代數百年的進步，無不根源于西方神學，繼而西方哲學對人性本惡的確認。當這種人性本惡被哲學推向了極端之時，也即被推向了最極端的惡的物性之時，“惡”的人性將何以自救？人還成其為人么？事實上，今天的人類已經開始了面臨這種危境：嚴重的人類心態危機，也即道德精神的嚴重喪失，更直接循環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生態危機（如人類中刑事犯罪案件的劇增等）和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哲學的發展迄今已幫助打開了一切“潘杜拉盒子”的盒蓋，讓一切非人的物性的惡都自由地流竄于人世間，可是它卻無能把它們再驅趕回去。哲學本身也被這種物性的惡消滅了，哲學早就與追求人性的善毫無關系了。哲學不死，更待何時？

　　哲學已經死了，這一點還有什么可以懷疑的呢？哲學死了，人類唯一的希望即在重建人類全新意義的人學。

　　關于哲學死亡的更具體的判斷，則在于哲學方法的二元性已經日暮途窮了。二元論能夠涵蓋物性的一切，從宏觀的宇宙到微觀的夸克，甚至從生物體到基因，但終究它無能涵蓋“人”。正如電子計算機的“1”和“0”，可以模擬世間的萬事萬物，但終究不能全地模擬“人”。這也正是哲學不得不死和人學不能不興的根本原因。二元論的方法論的窮盡宣告了哲學的死亡，新的人學的誕生將只能從多元論，至少三元論方法的道路去尋求，人類未來的命運只能依靠至少具有三元論的方法論的人學去關切、去探索、去改造、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