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本性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的研究分析論文
“部門哲學”、“應用哲學”有沒有合法性？王金福教授從其所理解的“哲學”、“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哲學”、“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等原則和概念，從其所占有和理解的文本出發，對“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認為“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興盛，正是作為世界觀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冷落和衰退”。王金福教授的質疑，反映出當代哲學發展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人們對如何走出這種困境所存在的分歧。由于這分歧深刻關聯人們對哲學的本性、哲學的存在與發展方式及哲學自身的合法性等問題的理解，所以在各抒己見的同時有必要將問題深化。
一、哲學的“問題、語境”特質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宣布了作為“凌駕于一切專門科學之上并包括一切專門科學的科學的科學”的哲學的死亡；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新哲學在本質是一種從現實，而非從原則與文本出發的世界觀理論，一種全新的研究與思維方式。認為，‘“部門哲學’或‘應用哲學’是相對于‘哲學原理’而言的哲學，是哲學原理在部門學科上的應用，是用哲學原理去解決各個部門遇到的認識問題、實踐問題”，在本質上是一種從原則而非現實出發的抽象哲學。
在特定的語境下，針對特定的對象和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對哲學進行了特定的理解和批判，他們所倡導的從現實出發的研究方式無疑意義巨大，他們的諸多文本確實是無法超越的經典。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之外、之后的思想家那里，是否就不存在這種思想和方法，是否其他的思想家、其他形式的哲學都是從原則出發，都是否定意義上的哲學，都是錯誤的，都沒有價值與意義可言呢。顯然，這涉及對哲學本身，對整個哲學史乃至思想史、文明史的把握、理解與評價。在我看來，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問題學”，一種對人們對所遭遇的重大問題、根本問題以特定方式所進行的不斷的反思、探索、追問與解答。從現實出發，其本質是從現實問題出發，而每個時代的現實問題又有所不同，所有從現實出發并不意味著哲學的出發點是永恒固化、抽象不變的。所有真正的哲學思考都不會是從原則出發的。從原則出發的往往是那些壟斷經典文本，以固化、獨斷的方式閱讀和理解文本的哲學專家。
在古希臘，在自然與社會相對混沌、認識與實踐工具相對有限的語境下，人們綜合性地遭遇了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的本質與秩序等重大問題，不同的思考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探索，建構起不同向度、不同形態的哲學，成為后世所有形態哲學的綜合起點。到了近代，人們在承受老問題的同時，又遭遇了與商品化、工業化、科技化等相關聯的諸多新困惑、新問題，諸多思想者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思考與探索，建構了由多樣形態哲學構成的近代哲學。在現當代，面對現代性、全球化、城市化、市場化、符號化等新問題、新困惑，不同的思想者建構起形態更為多樣的現當代哲學。
反思哲學史，所有能夠產生深遠影響的哲學研究都是一種從問題出發的思考、批判與探索。哲學的本質也就是一種“問題學”，一種努力解決主體所遭遇重大問題的“問答邏輯”。對真正的思想者來說，引用原則與文本更多的是為了超越這種原則與文本，為了揭示這種文本與原則對新哲學誕生所產生的意識形態阻礙，更多的只是一種話語與研究策略，而不會把文本與經典作為不可超越的教條。
哲學有很多特點，有兩個比較鮮明：一是問題性，一是語境性。所謂“問題性”，是指哲學總是與人們遭遇的重大問題相關。所謂“語境性”，是指任何形態的哲學都是處于具體語境下的思想者對所遭遇問題的一種非終極性、語境式解答。問題的長存，決定了哲學的長存；問題的多樣，決定了哲學形態的多樣;語境的多樣與變遷，決定了哲學形態的多樣與變遷;在問題與語境的具體統一與時空轉換中，哲學不斷生成、不斷發展、不斷轉換，沒有一種哲學能夠成為永恒的真理。
哲學是問題與語境的統一。從“問題”與“語境”來看馬克思哲學，對馬克思、恩格斯哲學貢獻的評價可能會更加客觀、經得起推敲。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貢獻，是在近代條件下，面對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綜合社會失序、社會發展問題，提出了以把握近代資本社會變遷規律為內容的新世界、新哲學，在近代資本社會條件下具體實現了哲學的問題性、語境性。但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具體地遭遇、解答人類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所有重大問題。不斷自覺地面對新問題、新語境，不斷自覺地對新問題做出新探索、新回答，同時包容、借鑒、學習或批判對新問題的其他方式解答，是所有形態的哲學包括馬克思哲學不成為固化意識形態和僵化教條的一個重要條件。
“部門哲學”、“應用哲學”在本質上正是強調從“問題”與“語境”出發的哲學形態，其本質是一種自覺的“問題哲學”、“語境哲學”，而不是王金福教授所理解的從原則出發的抽象哲學，對哲學原理的抽象運用。當然，也確有一些研究者借用、套用既有的哲學原理與概念進行所謂的“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研究。但這并不是“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研究的主流。退一步說，即使是這種借用、套用式的研究，對生活、對哲學，也不是沒有意義。在一個哲學曰益成為人們所追求的主體素養的背景下，應該以一種更為寬容、民主，而非壟斷、排他的方式理解、包容人們對哲學的諸多所謂非專業的理解與運用。
從“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主流看，不管是“經濟哲學”、“發展哲學”、“管理哲學”、“文化哲學”還是“生態哲學”，以及正在興起的“城市哲學”，這些“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根本特點是從當代社會所遭遇的重大問題出發，對這種問題的本質進行深入的研究，揭示這種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斷形成關于這些問題的更為全面的“世界觀”、問題與事實圖景，并努力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更為全面、合理、可持續的方式與路徑。哲學本身的問題性、語境性，“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問題性、語境性，決定了“部門哲學”、“應用哲學”作為哲學而存在的知識合法性。
以“城市哲學”為例，雖然自人類文明早期就存在城市及城市問題，但只是到了20世紀中葉，“城市”才成為一個重大的全球性的顯問題，“城市哲學”才得以問題式和語境式地產生。城市社會是否如列斐伏爾等所認為的那樣，已經成為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后的社會發展新階段，可以商榷。但城市化的重要性，特別是城市問題的重大性、全局性、復雜性，已日益被不同層面的人們所感性地體驗，也日益被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所發現與確認。人們日益認識到，城市化具有深刻的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生態學、經濟學等后果，亟需進行更為深刻的認識與揭示。“城市哲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城市哲學”是從問題出發進行深入城市研究的自然趨勢、內在要求。“城市哲學”的非原則性、非抽象性體現在三個方面。其_，是城市問題的復雜化要求人們對城市進行哲學研究，而不是哲學家或哲學概念推動人們建構“城市哲學”。“城市哲學”的問題式產生從起源論意義上說明了“城市哲學”的非抽象性。其二，目前，“城市哲學”還處于建構過程，還未形成把握城市性、城市問題的體系概念，也少有研究者從既有的哲學范疇與原則出發研究“城市哲學”。“城市哲學”目前的非成熟狀態，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城市哲學”的非抽象性。其三，西方之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產生“城市哲學”研究，是因為當時的歐洲與美國比較早地遭遇了城市問題，而中國之所以在21世紀才逐漸興起“城市哲學”研究，恰恰是因為中國在這個時期才真正大規模遭遇城市問題。“城市哲學”興起的語境性，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城市哲學”的非抽象性。
哲學從未抽象存在過，始終是對問題的解答;哲學從未固化過，始終隨著語境的變遷而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獨立、孤立、唯一線索的哲學研究與哲學史，其實并不存在；離開了時代問題與時代語境，所謂的哲學研究最多只對一些個人有意義，而沒有社會意義。哲學是一個問題性的存在，一種語境性的知識，并不存在普適、唯一正確的哲學。“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知識與學科合法性深寄于此。
二、哲學的“生活、實踐”本質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是‘從地上到天上’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指導下進行的研究是‘實證科學'開究，由此產生的理論是‘實證科學’而不再是哲學”。其實，馬克思、恩格斯是在倡導一種從生活與實踐出發，為生活與實踐服務的理論與哲學研究，反對從文本與語錄出發進行教條式的研究。這種文本也應該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本。如果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而不是其精神實質出發反對哲學創新、理論創新，可能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與哲學本身的精神實質并不相符。全面認識哲學本身的生活性、實踐性，有利于理解和確認“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正當性、合法性。
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生活哲學、實踐哲學。哲學的生活性、實踐性，生活與實踐對哲學意義表現在兩個層面。
其一，對象意義。感性的生活、感性的實踐而非知識化的文本，是哲學研究的根本對象。哲學是一種源于生活和實踐，服務于生活和實踐，隨生活和實踐不斷發展，并接受生活與實踐檢驗的一種根本性的、鮮活的生活與實踐智慧。哲學文本包括任何偉大哲學家的文本都只是幫助人們切入生活與實踐的—種中介或工具。文本研究、文本依據當然重要，但如果僅僅停留在文本研究、文本解讀，而不真實地進入與切入現實生活、感性實踐，即使這種研究或文本把“生活”、“實踐”作為自己的標志，也只能是抽象的研究，只能遭遇“冷落和倒退”。當代哲學研究，所以遭遇一些困境，一些研究之所以受眾越來越少，其重要原因就是不去真實地切入現實生活，而只停留在對傳統文本的解讀上，甚至以傳統文本為依據干擾、阻礙現實生活、理論創新。事實上，并不存在一種獨斷、終極正確的文本，也不存在獨斷、終極正確的文本解讀方式。一種文本或文本解讀方式的真正價值，恰恰在于能夠幫助人們進行新的理論與哲學創新，啟發人們進入生活，留下或打開新的理論空間與研究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抽象哲學研究，1'合恰是那種從文本出發，而非從感性生活與感性實踐出發，阻礙人們直面生活實踐的所謂研究。
其二，視域意義。人們往往更多地從“對象”這個層面理解生活和實踐對于哲學的意義。其實，生活與實踐對于哲學的意義更體現在“視域”這個層面。生活和實踐是哲學的根本對象，更是哲學發展的新空間、新平臺、新線索、新視域。反思一下哲學的發展，可以發現，哲學之所以不斷發展，哲學史之所以不斷重寫，其重要原因正在于生活和實踐的推進為哲學發展自身，重新認識和發現自身提供了新線索、新視域。如果沒有社會問題、社會秩序的凸顯，社會秩序問題的嚴重性、重要性超過了自然秩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可能就不會產生。如果沒有工具與科學問題的凸顯，培根、笛卡兒的哲學可能不會產生。如果沒有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人與世界在近代的新沖突，休謨、康德等的哲學可能不會產生。如果沒有東西方文化與秩序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新沖突，黑格爾哲學可能不會產生。如果沒有資本邏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侵入，可能就沒有馬克思的哲學。如果沒有主體際性的斷裂、現代人精神危機的嚴重化，可能就不會有胡塞爾、薩特等的哲學。如果沒有交往的普遍化及符號與實在之間的沖突，可能就不會產生語言哲學，等等。哲學的任何一步新發展、新理解，都與生活、實踐所提供的新線索、新視域內在相關。
新生活、新實踐、新問題催生新哲學，新哲學開啟新世界觀，新世界觀的形成又推進人們進行更新的實踐、建構更新的生活。在生活與實踐的多層關聯、不斷互動中，不斷興起“部門哲學”、“應用哲學”是歷史的必然、哲學發展的必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興起的“發展哲學”、“城市哲學”等諸多“部門哲學”、“應用哲學”，其根本意義正在于不斷開啟哲學面對生活、進入實踐、反思哲學自身的新路徑、新可能。以“城市哲學”為例，“城市哲學”的理論與方法論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城市哲學”的建構與推進，將深層改變人們面對城市化及其問題時的理論失措、理論失語狀態。城市是已經并正在影響當代中國及世界的重大感性現實，將深層影響與決定未來人類的生活方式。但城市研究卻仍基本上處于白描階段，未進入理論
層面;對真正的理論而言，城市還基本上是一個“盲區”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化的推進使人類深刻地進入城市社會。城市社會是一個不同于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人類生活新階段。在這個階段，社會存在與社會發展、社會生活的邏輯等比以往社會階段更為復雜。而人們往往以形成于農業社會特別是工業社會的思維方式，思考與應對全新的城市社會問題。推進理解創新、建構以城市社會新語境為基礎的新理論、新哲學，是當代社會的必需。不斷地總結、提煉能夠反映城市本性的新范疇、新方法、新理論，是“城市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
其二，城市不僅是一個新的研究對象，也為人們理解哲學自身的具體生活、實踐本質提供了新線索、新視域。在“城市哲學”視域中，古希臘之所以產生哲學，其重要原因是古希臘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城市，而孔子等中國思想家之所以建立起哲學，也是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城市已經得到比較充分的發育。而古希臘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之所以不同，其重要原因是因為兩個區域的城市社會面臨不同的秩序問題。城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利益訴求的異質性主體的聚集與交往。正是這種復雜的交往，為哲學問題的提出，哲學的產生、發展、保存、傳播提供了可能、條件、環境、場域。城市對哲學的社會存在論意義說明，哲學必然是“城市哲學”，沒有城市也就沒有哲學。正是在城市語境中把握社會秩序的要求，推動人們對社會秩序進行深層原則思考，并進一步促進人們去思考自然秩序、世界一般秩序，從而推動、導致了哲學及其他科學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科學都必然是城市科學，所有的知識都是城市知識，或者說，所有的科學與知識都具有城市性。城市對科學、哲學、知識的生成與推動作用，充分說明了哲學與所有科學、知識的非自足性、生活性、實踐性，說明了哲學源于生活、實踐，而不是源于文本、原則、意識形態。“城市哲學”的建構，城市視域的自覺，為人們理解諸多理論問題包括哲學自身的發展史，推進哲學創新提供了一個新路徑、新視域，也為再次重寫哲學史、知識史、文明史提供了一個新線索。
對于“實踐哲學”已經得到太多理論研究和知識倡導的當代中國而言，哲學來源于實踐、生活，還是來源于知識、文本，這個問題本身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成為一個感性生活與感性實踐的問題。從文本出發、在抽象邏輯層面倡導“實踐哲學”，同真實研究“實踐哲學”是兩個問題。只有以開放的態度，感性地面對生活，真實進入感性生活，才能真實地推進哲學的繁榮與發展，才能真正獲得哲學發展的新視域、新空間。對哲學發展新對象、新視域、新線索的不斷進入和開啟，是“部門哲學”、“應用哲學”在方法論層面的合法性依據。
三、哲學的“跨界、可能”特點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認為，真正的哲學是一種關于世界觀的知識與方法，是對世界觀的確認或反思，“死去了的哲學的復活同時是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的冷落。當然，哲學的冷落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冷落”。這里，需要深究的問題是，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是否不需要“觀世界”，能否獨立地“觀世界”。哲學作為“觀世界”重要結果的世界觀理論而非固化的意識形態，是否需要同其他學科相交往，同不斷發展、不斷產生新可能的世界相聯系。哲學作為關于世界觀的學問，其深層特點是什么。是一種抽象地從經典文本出發的關于如何研究世界觀的方法論，還是同不斷進行生成、整合的其他學科一起，面向、研究充滿無限可能的生活世界。
從哲學的生成與發展看，哲學研究從來沒有獨立地存在過。一方面，真正的哲學研究總是對人的生活實踐特別是人們所遭遇的重大問題的研究，真正的哲學研究從來不是文本性的、引經據典式的。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學研究與哲學發展從來不由哲學這個學科單獨完成，只有在同其他學科的合作、跨界、交往、互動中，哲學自身才能獲得生命、得到發展。“跨界”研究、跨學科研究，是哲學甚至所有學科和知識得以推進的一個必需條件、機制保障。
反思一下人們熟知的古代哲學、近代哲學、現當代哲學，有哪一種形態的哲學是單獨、非跨界發展的。人們所了解的古希臘的所有哲學家，都不僅僅具有哲學家的身份或名分，而且是同時性地進行多學科意義上的跨界研究，對那個時代所面對的社會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等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反思。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既是哲學家，還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科學家。在反思的意義上，哲學研究的非獨立性，是古希臘哲學發展與哲學繁榮的一個機制性保障。到了近代，與科學發展的專業化、生產分工的專業化相契合，人類的知識生產方式開始分化，具有不同具體研究對象的具體學科開始不斷興起。但哲學并沒有成為一種獨立的學科，而是在同其他學科的深層交往中進入了一個多樣繁榮的新時期。主要具有自然科學背景的培根、笛卡兒、萊布尼茨，主要具有社會科學背景的洛克、盧梭、霍布斯，或同時具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背景的休謨、康德、黑格爾，都在思考人類所面對重大自然、政治、社會、經濟等時代重大問題的同時，以跨界研究的方式深刻推進了哲學自身的發展。而晚近以來的哲學家，看似日益專業化的哲學研究、哲學家，其實仍是以跨界的方式而存在。不管是新黑格爾主義、生命哲學、實用主義，或是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科技哲學，或者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或者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所有真正有重大影響的哲學思潮、哲學流派，其深層發展機制都是直面新的重大時代問題進行跨界研究。
跨界研究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推進哲學研究的知識機制。同其他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從來就沒有進行過專業、獨立的哲學研究。正是在對重大、根本性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生態問題等關注、反思中，在對部門性問題、應用性問題的思考中，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形成其所謂的哲學思想、世界觀理論。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更主要的不被人們稱為哲學家，或者不僅僅被人們稱為哲學家，而是更多的或主要的被人們稱為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其理論也往往被人們稱為政治哲學、經濟哲學、社會哲學。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進行“部門哲學”與“應用哲學”研究的杰出代表，所有的哲學家都是“部門哲學家”、“應用哲學家”。哲學從來就沒有真正以獨立學科、獨立知識的方式存在過。不管是從起源還是從變遷看，哲學本身就是“部門哲學”、“應用哲學”，“部門哲學”、“應用哲學”是哲學的更本真含義。
這里的問題在于，如何在跨界意義上確認哲學的特殊性。既然所有的知識生產都是具有跨界性的`，那么，哲學進行跨界研究的特點何在，在跨界中哲學是否還存在。比較一下哲學的跨界性與其他學科的跨界性，可以發現，哲學的跨界性主要具有兩個特點。其一，哲學以一種更具批判性、“脫域”性的方式進行跨界研究。哲學從來不滿足于對已有知識的總結，而是努力發現已有知識之后（之外、之上、之內、之下）的新知識。哲學總是努力追求另一種可能，追求已知世界之后、在已有跨界之后的另一種可能、另外的可能性世界。其二，哲學以一種更為自覺的方式追求可能性知識。如果說，其他學科往往會滿足于建立起自身的理論假設、理論體系，那么，真正的哲學研究從來都是自覺批判、懷疑已有知識假設、知識體系、知識譜系、知識歷史的合理性，甚至不斷懷疑哲學自身已有的出發點、知識體系等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從來沒有以完成的形式存在。哲學從來以一種自覺的批判精神存在，以不斷自覺追求新的可能性知識與新的可能性世界的方式存在。哲學與哲學史始終是一種自覺的未完成狀態。
哲學研究就是“部門研究”與“應用研究”，跨界性、可能性是作為“部門哲學”與“應用哲學”而存在的哲學的重要特點。“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生態哲學”、“發展哲學”、“城市哲學”的當代興起，不僅不是哲學的倒退，反而是哲學的發展，是哲學自覺進行跨界研究、可能性研究的一種重要形式。
以“城市哲學”為例，“城市哲學”在知識生產機制這個層面上的合法性，正表現在跨界與可能兩個方面。其_，“城市哲學”是自覺的跨界性研究，一種從問題出發，直面城市重大問題的跨界性研究。在形式的意義上，“城市哲學”是哲學與城市學(城市規劃學、城市建筑學、城市經濟學、城市人類學、城市社會學)的綜合跨界，而不是簡單的哲學再細化。城市存在與城市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任何一個現有的學科都不足于獨立地解答城市及其問題本質。以跨界、跨學科的方式研究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一個內在趨勢，也是當代知識生產方式轉換的一個重要方式。“城市哲學”正是這種跨界趨勢的一種必然產物、自覺化，而不是把所謂的哲學原則運用于城市研究，其二，“城市哲學”是一種自覺可能性研究，一種不斷探索新的城市可能、新的城市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研究。其實，城市研究已經存在諸多跨界化趨勢，比如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城市文化學、城市人類學等，本身就是一種跨界研究的產物。而“城市哲學”不同于這些已有跨界研究的特點，不是要成為諸多城市科學的最高科學，而是追求這些已有跨界研究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面對仍處于過程中的城市化、城市問題，尤其需要一種開放性、可能性的城市研究。“城市哲學”的一個重要存在方式，正是不斷在已有的城市跨界之外，發現、確認另一種城市知識，并深層反思已有的城市發展與實踐方式，追求一種更為合理的城市發展方式、發展目標。
這個世界是一個綜合的可能性世界，日益需要進行自覺的跨界性、可能性研究。在跨界中尋找另一種可能，是“部門哲學”與“應用哲學”，也是哲學的重要特點。對現有知識與實踐的批判與超越，對新知識與新實踐的不斷尋找，使人們可以冷靜而充滿希望地面對未來，這是“部門哲學”、“應用哲學”之所以不斷繁榮的重要原因。“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知識合法性，深寄于哲學與人類知識生產機制的“跨界”、“可能”本性。
四、哲學的“小微、日常”趨勢與“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合法性
—方面，王金福教授認為，“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只是科學門類中的一門科學，既不高于其他科學，也不包括其他科學”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哲學因為是世界觀理論，對其他科學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這種指導，只是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導，不是指導去解決應當由各門具體科學來解決的問題”。那么，在王金福教授那里，哲學究竟是高于、低于還是同其他學科相平等呢？當王金福教授比較自覺地反對“部門哲學”與“應用哲學”時，顯然還是希望哲學高于其他學科，不希望看到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往，不希望看到因為“部門哲學”、“應用哲學”的興起玷污了哲學的神圣性、純潔性。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哲學的文化與倫理本性。哲學是一個“小微”學科，還是一個“宏大”學科？哲學是神圣性的，還是世俗的？是普通人、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運用的日常“活”智慧，還是只能由少數專家讀懂、操練、壟斷的神圣“死”知識？
反思哲學的總體變遷，可以發現，不斷日常化、不斷成為常人智慧，是哲學存在與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在文明的早期，也是哲學的早期，哲學是少數人的專用知識、專用智慧，具有神圣性，是少數有閑階層甚至個別“哲學王”、“圣人”才可能擁有的壟斷性的知識、秘笈。這一點與人類文明早期生產力、社會分工等已有發展但又水平、程度較低有關。在那個階段，多數人主要忙于生存、生計，還無暇也沒有條件去總結、反思生成于生活與生產本身的知識與智慧，只有少數人能夠成為生活及其智慧的較專業的觀察者、總結者、反思者、提煉者、傳播者。在那個時代，哲學成為王者之學、圣人之學，成為宏大之學，有其歷史必然性與階段合理性。
近代以來，與生產力、社會總財富、社會分工的發展相適應，有更多的人可以把全部時間或一部分時間用來觀察、總結、反思、提煉、傳播知識與智慧。這個時期的哲學有三個特點。其一，哲學家不斷增多。與文明早期相比，更多的人特別是更多的普通人成為了哲學家。比如，以磨鏡片為生，同時進行哲學思考的斯賓諾莎。哲學不再主要僅僅由王者與圣人所專有，開始成為普通人的智慧。非壟斷化、世俗化、民主化，成為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其二，哲學流派不斷增多。與不斷分化、專業化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基本同步，新的哲學不斷產生，服務于生產、生活、科技、統治的哲學新思潮與流派不斷產生。“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科技哲學”等不斷興起。部門化、應用化成為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其三，哲學的功能日益多樣化、世俗化。哲學從一個神圣性的“宏大學科”，變成碎片化、世俗化的“小微學科”。與社會生活的發展、社會領域的相對獨立化相伴，哲學不再主要是服務于政治統治的工具，而日益成為社會生活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和部分，成為豐富、充實社會生活、世俗生活的內在需要。小微化、日常化是哲學發展的總體趨勢，是當代哲學的重要特征。
哲學的小微化、世俗化、非壟斷化、非神圣化，與社會整體的民主化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一方面，沒有社會的發展，沒有社會結構的變遷，沒有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沒有社會領域的不斷崛起，也就沒有諸多哲學新流派、新思潮的產生與存在。當社會生活本身還沒有民主化時，普遍產生具有民主性的哲學是不可能的。但當社會生活本身已經實質性地民主化時，壟斷和獨占哲學也就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哲學自身的民主化、非壟斷化、非神圣化，又對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確認與推動作用。雖然，思維落后于生活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思維也往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引領性。當一種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思想、知識、哲學，為更多的人掌握時，會對社會生活的進步提供強大動力。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知識生活包括哲學研究的民主化，也就沒有社會生活的民主化。自覺克服、破除知識與哲學的壟斷，是推進社會民主的一個重要內容、重要方式。
知識與哲學的壟斷，對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阻礙作用。沒有知識的民主，也就沒有社會的民主；沒有哲學的民主，也就沒有生活的民主。破除哲學的壟斷，已經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必需。哲學壟斷的一個深刻的問題或原因，在于哲學自身的盲目自信、教條化、意識形態化，認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終極本質、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社會發展的終極規律。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生產與生活從起源起就是復雜的，在當代，社會生活、生活世界已經更為復雜且仍在發展。而任何一種形態的知識包括哲學，都是具體的人在具體條件下的具體產物，并不具有終極的神圣性。如果哲學家把自身想象為終極正確的，就把本來鮮活的哲學變成了僵死的教條，把鮮活的意識變成了沒有生命的固化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思哲學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不脫離鮮活的社會生活，不把自己變成教條。任何把馬克思哲學固化的要求，看似在維護馬克思哲學的神圣性、純潔性，其實是在把馬克思哲學變成沒有生命的木乃伊。
“城市哲學”等“部門哲學”、“應用哲學”之所以在批判與質疑中仍不斷繁榮，其根本原因、根本合法性依據，在于這種研究適應了社會發展和當代社會的民主化、生活化趨勢。合法性有諸多層面的含義，但其最根本的含義是人心向背，是人們的接受程度，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心向背是最根本的法律、法則，最根本的自然法。從大的歷史進程看，當一種成文法違背人心向背這個根本的自然法時，這種成文法終會被修改甚至拋棄。當_種文本或對文本的解讀，違背了人心向背、社會需要這個根本的自然法、合法性依據，也終會被冷落甚至拋棄。對“部門哲學”和“應用哲學”而言，如果這種研究成為一種僵化的教條，成為只有少數人可以掌握的壟斷性、神圣化知識，那么，這種“部門哲學”與“應用哲學”也終將被拋棄。
以“城市哲學”為例，如果“城市哲學”成為一種脫離、超越已有的城市經濟、城市規劃等城市學，特別是成為脫離城市發展過程、城市問題、城市與社會生活的神圣性知識、壟斷性的城市知識、城市主義，那么，這種“城市哲學”或許可以繁華一時，但也將很快逝去。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哲學”的推進需要注意以下三點。其一，始終以城市體驗、城市生活、城市問題為基礎。城市是一個正在展開的社會生活新階段，是人性及人的文化的發展性、可塑性、可適應性的重要體現。離開了對社會生活的深層關注與切入，“城市哲學”走不遠。其二，以開放的態度處理與其他城市科學、其他相關學科及未來產生的新學科的關系。城市生活與城市問題具有高復雜性、未完成性。沒有多樣不同的城市學科的跨界互動，將不足以理解城市生活與城市問題。但即使是現有的城市學科能夠良性互動，也將不足以全面把握與理解日益復雜的城市社會。這樣，以開放的態度，包容、推動不斷產生的新學科、新方法，將成為“城市哲學”能夠走遠的一個重要條件。其三，以非壟斷化、日常化的方式，推動城市智慧的不斷啟蒙與普及。“城市哲學”不是少數人從已有知識出發對城市問題的關注與指導，而是“城市社會向哲學回歸”與“哲學向城市生活回歸”的統一。社會發展總體向好也將問題頻出。不斷提升主體的綜合素質包括哲學素質，是保持這種總體向好趨勢的一個基礎、條件。在現有非均衡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地理格局下，面對日益復雜而鮮活的城市社會、社會生活，以自己的方式推動哲學與生活的結合，努力把哲學素養變成所有人的自覺的生活智慧，是哲學研究者的一個重要使命。
總之，哲學觀不同，對哲學包括馬克思哲學的理解不同，是我和王金福教授的根本區別。但反思哲學變遷的歷史、人類知識生產的歷史，可以發現，正是在不同意見的交往與碰撞中，在哲學與生活、知識與生活的碰撞中，哲學、知識、人類文明才得以傳承，不斷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不同哲學觀，對同一種哲學的不同理解的并存未必不是好事。沒有一個時代是只存在一種哲學的，也沒有一種理論是只存在一種理解的。沒有哲學的民主也就沒有社會的民主，以哲學民主推動社會民主，對中國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多樣哲學、多樣理解的并存與對話，是時代的進步，是哲學發展的幸事，也是社會民主化的一個重要體現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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