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跨文化傳播中交流的無奈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跨文化網絡傳播文化認同文化沖突交流困境
論文摘要:跨文化網絡傳播是當代人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生存境遇，對人的文化生存帶來諸多影響。在這些文化影響中，文化認同危機的加劇、文化沖突的易發性等問題構成了網絡空間跨文化“交流的無奈”。這種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從全球化的文化影響以及技術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兩個方面加以解釋。擺脫這種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網絡傳播也需走向倫理結構。
如今，沒有誰會否認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伴隨著地域性界限不斷地被打破以及跨國、跨地區之間各種往來的日益頻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于彼此之間“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這正如上世紀末美國衣阿華大學教授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在佼流的無勘一書中預言的“‘交流’問題是一個典型的現代問題，越是看不見的東西，渴望便越是迫切”。
1990年以來，互聯網的興起與發展又為跨文化傳播構筑起全新的場域—來自不同文化區域的信息在網絡空間加速流動，人們對于異質文化的信息接觸量與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觀經由網絡迅速成為全球性的文化焦點，世界在人們面前加速呈現。在網絡中，屬于不同文化類型的個人、組織或國家之間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個平臺，網絡建構了一個跨文化傳播的立體化空間，提高了人類跨文化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網絡空間的交鋒、碰撞日益加深。網絡似乎“從技術上為我們找到了一個文化間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
大眾傳播媒介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動達到一個新階段，但它同時也增加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難度。彼得斯早就對所謂“技術說”的樂觀主義傾向提出過批判，“今天有關交流的緊迫問題一—時空的遠望(如因特網)、經驗和身份的復制(如虛擬現實)—在過去的年代，就曾以類似的方式探索過了”，在他看來，這種隨著大眾媒介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交流難度的增加并非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對原本就存在的障礙的“擴大”，或者是使某種希望在最基本意義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懷疑人們對跨文化網絡傳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種新技術到來時常患的“欣快癥”。互聯網技術雖然進一步強化了詹姆斯認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轉換器”的作用，在接觸層面上增加了文化間的交往機會和頻率，或重或輕地在“唯我論”所宣揚的那堵無法逾越的“心靈之墻”上鑿穿了幾個小孔，但這種交往方式的改變卻難以從根本上改善跨文化傳播所面臨的基本困境。網絡絕非是在跨文化傳播中可以將隔閡一捅就破的“傳心術”，在本原的意義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無法直達心底或真正分享內心經驗;網絡空間的跨文化傳播仍被重重迷霧所圍繞，無法繞開“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屬性。
一、數字化文化沖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傳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幾乎沒有一種本土文化能夠固守自己的邊界而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隨著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間的吸引滲透促使每一種文化做出一定的調適甚至轉型，當某種文化打上了異質文化的標記時，文化融合便發生了。在自主選擇和均衡傳播下發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傳播的一種自然的過程，它有利于推動文化的發展。就這一層面而言，網絡空間整合了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種傳播形態，技術的融合的確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機會。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經歷各種文化緩沖體的抵御，特別是處于文化深層的審美取向、價值觀念、情感定式、思維方式等，這些往往難以穿破。“網絡交往中虛擬身份依然可以演繹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現實文化身份還是起到統攝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實臉孔”。彼得斯曾明確地指出，“無論如何，交流問題的最終答案在于人自身，人們真正擔心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們內心深處也塞滿了不速之客。人與人的心靈交流原本就存在著許多不可逾越的‘鴻溝’和‘無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差異正是彼得斯所言“內心深處不速之客”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構成了跨文化傳播中文化沖突的主要根源。
在網絡空間的跨文化傳播中，文化間的相互吸引滲透并未輕易逾越文化深層的基礎結構。網際交往雖然以在線身份來進行，但虛擬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實文化身份卻起到制約與統攝的作用。近年來，以XX攻擊、網絡抵制為代表的跨國網絡傳播事件凸顯了人們對于民族主義的熱情，“植根于現實文化心理結構的文化差異并未因數字代碼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網絡空間的跨文化交往并沒有真正打破現實的藩籬，文化深層結構的排他哇導致跨文化沖突難以避免，文明的沖突只不過換了種數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現。
二、文化認同難逃“離散化”夢魔
在跨文化傳播中，文化認同是另一個核心問題。“文化認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確認過程，它為社會行動者提供意義與經驗的來源，是個體進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慮和不確定性的方式”對處于跨文化傳播情境中的人來說，文化認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應該說，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線聚集是跨文化網絡傳播的一個重要特點，處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過在線社區來與原有文化保持不斷的聯結，從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間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眾傳媒的常規觀念捕捉到的，僅僅是巨型信息系統中異化的潛在趨勢，而不是人際魅力的多重技巧”，這段話的背景雖然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造就的“大眾傳播”與面對面的“人際傳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卻也應驗了當今網絡空間跨文化傳播的尷尬—盡管就技術而言，網絡提供了一種高效便捷的文化調適方式，但這畢竟是一種虛擬的聯結，“傳媒和信息交流網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時讓我們輕信一種近鄰性，而這種近鄰性則是一種假象、一個陷阱。
文化認同的危機不僅從未在跨文化網絡傳播中消失，而且伴隨著現實社會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網絡空間中反而不斷加劇。在網上，人們通過建立各種虛擬社區發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這些虛擬社群逐漸替代傳統的社交場合成為最新的'亞文化培育場所，并且不斷地向現實空間延伸其利益訴求。在網際交往中，身體不再有效地限制主體在交往結構中的位置，主體的構型因此發生很大變化，“信息方式把主體重構在理性自律個體的模式之外，這種人所熟知的現代主體被信息方式置換成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體，并被不斷地質詢為一種不穩定的身份”。在網絡中，構建和發展新型的文化身份變得十分容易，文化認同走向多重化和離散化，有學者指出，“文化身份認同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的流動加速變得十分普遍，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網絡傳播:反思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面視鏡
跨文化網絡傳播可以將現實交往關系延伸到網絡空間，以產生跨時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網際交往不僅是對現實交往的延伸，還是一種“數字化”的創造，它可以生產出具有網絡文化特征的虛擬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傳播的所有關切問題都集聚在網絡空間，演繹出跨文化網絡傳播的復雜格局。
由此，我們需要撥開迷霧見本質—跨文化網絡傳播的核心是技術和文化的關系問題。解除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是達至跨文化傳播目標的前提，然而傳播技術改變的只是文化的表現形態，處于文化深層的心理結構作為歷史的建構具有超時空的穩定性，網絡空間并不能造成現實文化基礎架構的崩塌和重組。跨文化網絡傳播延續了“交流的無奈”，這并不是技術導致的結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無怪乎彼得斯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歷史長河中，似乎只有當代人才會在“交流”問題上有如此的焦慮，他們彼此雖近在咫尺，卻又相距萬里!”
然而，交流的失敗并非必然導致悲觀的結論，彼得斯在書中再三重申，“交流的失敗并不意味著我們就是孤魂野鬼，渴望搜尋靈魂伴侶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著我們有新的辦法彼此聯系，共同開辟新的天地”“‘交流’的嘗試即使終歸徒勞也不值得扼腕嘆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交流的失敗帶來的是對人類本質問題的思考，是尋求新認識，并以此來看待和化解交流過程中的各種難題的可能性”。
網絡沒有為跨文化傳播開拓樂觀主義的前景，但卻成為了反思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的一面視鏡。彼得斯在對傳播思想史進行梳理時指出，交流轉向的基本路徑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對方為中心;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人、影響他人，而是認識他人的特性;不是固守自身思想的傳遞，而是選擇一種能讓對方理解的說話方式。這一點對于跨文化傳播的倫理建構而言可謂振聾發饋“一個體現為倫理合法性的跨文化傳播，應強調每一個傳播參與者的主體性地位，謀求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傳播者之間建立某種具有主體間性的相互關系;應強調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或許，“如果我們能多一些‘手拉手’，少一些‘心連心’，不因無法連心而拒絕拉手，更不是為了連心而使勁拉手”，我們的交流會更順利、更輕松而且更充滿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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