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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但天下統一之后，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后，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監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

    這就尷尬了。

    而隨著本朝科舉考試興起，眾多儒門學子得到了晉升機會，偏偏由于儒家經學的答案不統一，給經學考試帶來極大的難度，因此房俊在領導科舉考試改革之時，便大量刪減經學的考題，反而增添了大量有關國學和算學的試題。若是經學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豈有淪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壓經學還是什么，反正儒家子                    儒家子弟就是這么想的……

    作為儒學領袖，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的初衷，便源于此。

    房俊對此倒是不反對。

    儒家學說未必有后世一些極端分子所說的那般不堪，甚至認為是導致中華民族落后于世界的罪魁禍首，禁錮思想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什么的更是扯蛋。

    自漢而降，儒家學說便是統治階級全力扶持的唯一正統，為何隋朝的科技不落后?為何唐朝的科技不落后？為何兩宋的科技水平傲視全球？為何明朝前期照樣領先世界？

    說到底，一切都是制度惹的禍，跟信奉什么學說并沒有實質的關系。

    儒學本就是一門哲學而已，講的是修身養性，宋代中期以前的科舉考試都是策論居多，甚少考到經義，而到了明清兩朝，且將經義典籍拔高至無限的高度，偏偏要去追捧“半部論語治天下”，你不亡國，誰亡國？

    而且前期的儒家經學的主題思想是積極而且健康的，只是到了宋朝后期，程朱理學使其進入臼巢走向極端，而明清兩朝的八股文才是禁錮思想的罪魁禍首！

    儒學經義對于一個人的自身修養、道德培育是極其有效的，因此房俊對于儒學絕對不反感。

    見到孔穎達氣憤漸平，房俊趁熱打鐵說道：“您是主編，可以主導一切，您就是這部《五經正義》的靈魂！就是儒家學說的中興之士！就是后世儒學子弟的至圣先師！”

    “至圣先師”這個名大概宋朝才會御賜給孔子的后人，房俊現在慷他人之慨，事先給了孔穎達，也不算過分，反正都是孔家人……

    孔穎達這次意動了。

    房俊所說的“主編”之位，的確是這部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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