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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行。

    次之的選擇是編一些旁征博引的典籍。

    比如寫時事趣聞的《萬歷野獲編》，寫各種人生哲學的《聰齋訓語》之類，這種書籍能夠展現寫作者的見識之廣，缺點就是這種書籍的銷售很吃作者名聲。

    就像后世的世界首富寫一本《我的成功之道》可以賣到脫銷，但是王文龍現在就是一個剛剛成名個把月的小說作者，他寫一本《我的成功之道》……誰買呀……

    科技類的書籍，比如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歐式幾何》等等也能寫，但是這玩意兒讀者更少，一般是官方印刷機構為了便利天下才會承擔印刷的工作，而出版商考慮到利潤基本就不會碰。

    既然自己的名氣還不足，那就只能踩熱點了。

    現在在閩浙地區最大的商業熱點當然就是航海貿易。

    王文龍腦海中突然就涌出一本書——《東西洋考》。

    這書十幾年后面世，將婆羅州東西的幾乎所有明人商貿航線所到達過的地方故事歷史風土全都講述清楚。

    歷史上福建江蘇的官刻書作坊全都印過這本書，足以說明這類書在市面上的需求頗大。

    如果王文龍按照這書的框架寫一本地志，一旦出版一定能夠讓他聲名鵲起。

    不過這個念頭剛起就散了。

    就算要寫他也不敢現在寫。

    《東西洋考》的三個作者里頭兩個是東林名宿。

    所以整本書選材的歷史內容有許多都是和東林黨的政治需求有關的。

    別說其他，高宷的許多惡行之所以能夠為人所知，就是因為《東西洋考》里專門有一章《稅珰考》，把高宷做的缺德事全都寫了出來。

    而且這書里頭還有不少明代對外關系的召誥、表章和碑文，沒有官方身份背書，王文龍自己去抄這玩意兒純屬找死。

    “唉，到底應該創作什么作品才能又蹭到遠洋貿易的熱度，又不會給自己惹麻煩？”

    思考良久，王文龍突然想到剛才他和高宷解釋西洋情況時費口舌最多的就是關于弗朗機人和殖民地的事情。

    如果明代人說對于呂宋、婆羅洲這些東南亞地名還有點概念的話，那么遠在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蘭人，明人可以說基本只存在一些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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