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有個泉州學子看了王文龍的演講稿后專門寫信送到王文龍府上：

    　　“建陽先生的邊疆理論論述極為精湛，但是最后得出的結論頗為偏頗。學生不明白為何先生要將邊疆擴張的重要性說得如此之高，難道真的是因為先生收了海商的錢財？學生以為報紙上風行的稿件乃是對先生演講內容的誤讀，先生的高名乃是八閩士子所共仰，先生何不登報宣稱自己并無鼓吹開海之意，以達正本清源的效果？”

    　　王文龍正在準備出海的行李，同時陪沈宜修養胎，看到這封信，他正好手頭無視，于是便寫了回信，而且征得對方同意之后將原信和回信都發在了《旬報》上。

    　　王文龍的回信之中寫道：

    　　“邊疆學說固然有其偏頗之處，然本人乃是從一種反潮流的角度提出這個理論。”

    　　“過去之史學研究，總以為一切治理以及科技之經驗乃是由過去發生而來，仿佛今日的一切在歷史上都已出現過，今人再跳不出古人的見識，所謂鑒古知今，讀史明理，都是這樣話語。”

    　　“然而根據本人之研究，一切歷史都有其特殊的發展環境，如本朝開拓云南之歷史，與唐宋開拓云南之歷史迥然不同，而本朝治理云南之方式，自然也與唐宋迥然而異。”

    

　　“這并非本朝之儒學與唐宋之儒學有何區別，而是文明中心在向外推崇新制度時，總會受到當時當地的各種因素所影響，于是為一個文名提供其獨特的氣質，這種氣質無一不是在文明和野蠻的碰撞中產生的新鮮事物。”

    　　“可以說一切歷史、制度文、明之演變，都源于這種偶然所得。如此說來，煌煌一部華夏文明史，如何不可說成是一部開拓史？大部分朝代都起于微末，而新政權開拓之中創造新的統治方式，是以文明、技術不斷精進，我華夏文宗得以綿延也。”

    　　“此非是以夷變夏，而是華夏文明自古的繼承發生之方式……”

    　　王文龍的這篇回復與其說是回信，不如說是邊疆理論的深入解析，直接給寫了兩萬多字，印了整整兩個版面。

    　　特雷德里克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這篇文章的內容基本被王文龍給抄完了，還被塞入不少后世美國學者給邊疆理論打的補丁。

    　　那些看了會講文稿而被吸引的文人讀了王文龍的這篇解釋文章后，發現他們之前對于邊疆理論的理解還是很膚淺，這理論有很多值得深挖的地方。

    　　而不喜歡這理論的文人，也驚訝發現他們之前找到的邊疆理論的弱點，大部分都被王文龍給化解掉了，讓他們想批評都找不到抓手。

    　　邊疆學說會被批評也不是沒有原因。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