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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龍的進化論還只是在喜好科學理論和談玄論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應，而他在京營之中提出的軍事經濟學理論，更是在京官群體中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兵部尚書王世揚那天在京營之中聽王文龍講了軍事經濟學的幾個理論之后，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員宣傳，大家越討論越覺得王文龍的理論對于大明有用，于是王世揚專門去請王文龍到兵部來坐坐。

    　　王文龍的那點軍事經濟學理論純是無聊時翻網頁看到的，只有理論知識，結合現實一談妥妥露餡，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龍索性將自己所知的軍士經濟學相關內容寫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給兵部官員。

    

　　明清兩朝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發展的最后一環，在這時，軍事學理論被稱作“兵學”。

    　　明代兵學在歷史上其實相當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學，他們只研究將帥之學，“言必稱孫子”，重視所謂“權謀”，至于打仗則被認為是武官的責任，文人并不感興趣，哪怕是專業的史官記錄戰爭過程也經常一通亂寫。

    　　到了明代，由于識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實際上大量參與了作戰指揮，兵學開始由“重道”轉向“重術”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開始研究戰法戰術，還有不少文人熱衷于新式武器的研發，造槍造炮。

    　　不過大量從沒打過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學研究經常跑偏。后世的張之洞評論明代兵學“詭誕不經”“多空談”便是由此而來。

    　　“由術而器”只是中國兵學發展的過渡階段，原歷史上兵學的下一次大發展要到清代末年，當時面對洋槍洋炮的威力兵學家們延續了一段時間的明代“重器思想”，認為只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槍炮就能打敗洋人。

    　　但后來清末兵學家卻發現，傳統軍隊和西方現代軍隊的差別并不只在武器上，而是訓練思想戰術思想的全面落后，于是中國兵學進入下一個“由器而術”的循環，在戰爭的探索之中，許多中國軍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戰思想和理論，并最終塑造了一支在技戰術、思想理論上都能和各國聯軍較量的鐵軍。

    　　軍事經濟學就是“由器而術”時代誕生的軍事理論，在還沒完成“由術而器”轉變的晚明，軍事經濟學的思想已經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龍自己都沒意識到這東西有多強大。

    　　王文龍把自己所看到的軍事經濟學內容寫了一篇大綱式的綜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庫司的官員們打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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