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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的朝堂，因為皇帝的長期缺位，所以朝堂斗爭的主力是各黨派的官員，這些官員不只論品級大小，關鍵是能不能折騰，有攢局能力、能夠合縱連橫的都是可以上牌桌的人物。

    　　原本歷史上的汪文言不過一個幕僚，沒有任何功名，只因為有強大的人際關系網和運籌能力就能直入京城，參與內閣級別的斗爭。更何況王文龍現在是大名鼎鼎的名士、儒生，還有中書舍人的官位，絕對值得東林黨高看一眼了。

    　　李三才回南京后的第二天，原本針對此次京察所波及的幾個浙黨官員的調查突然就冷了下來，對于《蘇州旬報》給沈一貫寫的洗白軟文東林黨上下更是沒有任何阻撓。

    　　接著山東布政使上書，建議將一部分從陸路橫跨遼東半島運往義州、六堡的軍輸改發船引走海運，并在鴨綠江口尋找停靠的錨點。

    　　甚至就在李三才回南京不到幾天以后，常州的東林書院本旬的會講直接就拿了《民族國家論》做題目。

    　　這可就太給面子了，東林書院的會講書目相當于向全天下的讀書人做了一個大廣告，不只是賣書的效果，更是把王文龍給捧到了極高地位。

    

　　此次會講由錢一本主講，長洲名士陳仁錫代課。

    　　陳仁錫是東林大佬錢一本的弟子，因為錢一本攻《尚書》，王文龍寫了《尚書古文疏證》以后，他們這一派一向是最和王文龍不對付的，連王文龍的《國富論》《訓詁學講義》他們也罵，現在陳仁錫講王文龍的作品，和解的信號已經完全釋放。

    　　陳仁錫是萬歷二十五年的舉人，雖然沒有考中過進士，但卻是東林書院之中著名的文膽，此人的治學水平相當之高，原歷史上他天啟二年就要考中探花的，當上翰林編修。翰林編修都是進士之中排名靠前的人材，而陳仁錫在翰林編修中也是出挑，他因為優秀的文筆學問成為“直經筵、典誥敕”的皇家典章撰寫人。

    　　后來天啟賜魏忠賢公爵，魏忠賢想讓陳仁錫草擬誥詞，陳仁錫表示：“世上自有愿意草擬誥詞之人，何必非我？頭可斷，誥不可草。”此君的文筆太好，魏忠賢覺得由別人草擬誥詞沒面子，因此就記恨上陳仁錫。

    　　民族主義思想的一些內容也是符合東林黨人品味的，早在之前就有東林黨人討論。

    　　只不過他們所能做的也就如此了。

    　　東林黨人是地主士大夫，民族主義主要團結的則是小地主和手工業者，兩者有天然隔閡。

    　　即使是可以共通的部分，東林黨人的守舊思想也是接受民族主義時的一大問題，就算在東林書院為眾人講解《民族國家論》的陳仁錫對于民族主義也無法完全接受，比如那句：“凡遼人前往省直者，盡數出關，以清內地”就是陳仁錫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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