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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地方沒有大片平地，耕種土地得到的產出一定會比內地低，如果像內地一樣依靠佃農去耕種，根本養不活那么多佃戶，坐擁奴隸、族人的土司制度反而比佃農制度更能讓當地安定！”
李化龍一直想要搞清楚邊境民族問題的解方，也正是因此才專門抽時間研究《通鑒地理通釋》，想從歷史上的邊境民族問題之中找出如今大明邊境民族問題可參照的對象。
而他所思所想的問題，此刻卻一下被王文龍給說清了，這帶來的喜悅實在太大，讓李化龍忍不住在棚子內走來走去都無法發泄自己的興奮情緒。
過了一陣才忍住激動，李化龍坐下繼續看書。
王文龍從島嶼的例子引出生產力決定生產制度的概念，之后便開始回溯歷史，他從黃帝時代講到帝國時代，用了大量篇幅史料介紹不同歷史時期制度的不同以及背后的原因。
上古時代的生產力弱，有能力的諸侯便傾向于讓其他諸侯向宗主國供奉實物。等到生產力提高，奴隸的生產價值更高過諸侯們供奉的谷物，于是商周時期的奴隸制出現，朝貢變成了禮儀性質，諸侯對于宗主國表現忠誠主要的方式從朝貢變成了聯合出兵征伐不臣、幫助宗主國獲得奴隸等等。
之后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一片田地已經只需要少數人便可以耕種，井田制便宣告瓦解，商鞅變法，利用私有財產的獎勵誘惑去促進生產效率，一家一戶的小農耕作出現……
王文龍將中華文明制度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條分縷析的解釋出來，然后點出關鍵：第一次生產力提高來源于耕種技術的成熟、第二次生產技術提高來自于青銅器的廣泛使用、第三次則是鐵犁牛耕的推廣――王文龍指出，每一次生產力的提高，伴隨著的都是新生產技術的出現。
“妙極！這真是看得徹了！”李化龍越看越激動，到最后居然拍案而起。
他終于明白了，邊民習性的不同源于生產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說只要山海關外的牧民還在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們就永遠不可能奉從中原王朝的統治，最好的情況也就是做一個兼顧草原和農耕制度的二元帝國。
至于讓大明苦惱了上百年的問題：如何讓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都過上一樣的生活，這問題李化龍也想清了：
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用新的技術讓游牧民和農耕民都使用一樣的生產方式，那時他們自然就可以在同樣的社會制度下生存了。
游牧和農耕民族怎么能采用一樣的生產方式？這李化龍現在沒有解決的辦法，但對于云貴邊民的治理《農業、地理與鋼鐵》卻已經點出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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