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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焦竑都在和王文龍討論關于考古學和歷史方面的問題。

    　　主要是焦竑想找王文龍交流，讀了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之后焦竑就覺得王文龍對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很有特點，提綱挈領、條分縷析，整個寫作的思路非常嚴謹，和過去焦竑寫作歷史書夾敘夾議的議論文寫法全然不同。

    　　焦竑研究歷史的方法是從青年時期便訓練而來的，要把文字寫的氣脈中貫，要用心去收集歷史材料，但是這些工作都只是死工夫，而用王文龍的辦法去研究歷史，卻可以從不同材料的對比之中發現之前史學家未曾記錄的內容，一旦在歷史研究中引入邏輯思維，歷史研究可以進行的方向可就太多了。

    　　而在和王文龍討論之中，他更加確定了王文龍的思維方式和此時的史學家的確迥異，而且王文龍所說的很多內容都讓焦竑覺得心虛。

    　　這感覺如何表述呢？

    　　就像一個沒有學習過樂理但是從小刻苦練習彈奏水平的琴手碰上了一個樂理大師。

    　　在一路上焦竑和王文龍越討論越覺得受到啟發。

    　　王文龍笑著說道：“其實寫史并不只有過去常用的體例，除了編年體傳記體之外，完全還可以寫出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甚至聯系起來做個經濟軍事史、經濟政治史，每一個聯系之間不都是新的研究方向嗎？”

    　　以前對焦竑來說，他沒有尋找出來的史料他就無法研究，但是在王文龍看來焦竑找到了許多史料根本就沒有充分利用，只不過是把歷史復述一遍，這叫啥研究？許多歷史事件完全可以從更深的層次去尋找原因。

    　　焦竑細細思索王文龍的話，漸漸臉露驚訝道：“說的不錯，我總算知道建陽為何能夠寫出這許多前人未寫的文字了。”

    　　王文龍笑著道：“這其中的許多內容前人未必沒有使用過，只是沒有專門向這方向去想，是以就讓我鉆了空子，只消稍稍一啟發，世上沒研究盡的東西還多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