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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龍最終決定按照《國富論》原作者亞當斯密一樣，通過層層遞進的方式講述內容。

    　　在這大半個月時間里，王文龍已經在腦海中把《國富論》翻了好幾遍，越看越是能體會到亞當斯密寫作此書時心思的機巧。

    　　《國富論》以勞動生產力的概念開始，講到增加勞動效率的分工，再從分工講到交換，從交換講到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從貨幣講到商品的價格組成，從價格組成講到工資、地租和利潤，一步一步將經濟的運行過程做了系統描述。

    　　也只有這種寫法最為科學。

    　　因為《國富論》涉及的面太廣了，每一步都有經濟學概念的引入，找一個抓手一步一步層層推進是對讀者最友好的編排方式。

    　　當然也可以換成其他方法，比如跟后世的經濟學教材一樣，分章分段，每一段開篇先給一個經濟學名詞，后面跟著一大堆解釋，然后再是實際范例，這樣也能說清楚，但這種東西哪怕是后世人讀了都會頭暈眼花，閱讀有好度，遠遠沒有亞當斯密的原本來的強。

    　　更重要的是這樣條分縷析地推進，可以很明確的展現出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邏輯性，嚴密的邏輯與科學辯證法正是近現代社會科學和古典哲學的主要分水嶺。

    　　這年頭也有許多哲學書籍，每種書籍都有自己對世界的解釋方法，但是這些書籍對世界的解釋都是先提出一個概念，然后把自然現象硬往上面套，而近現代社會科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這個過程調換過來，先從自然現象中分析出理論，然后再用理論去做假設，通過假設進行實驗，看實驗結果與理論是否符合。

    　　就和《天演論》提出的精髓一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王文龍知道，如果他在寫《國富論》時把原書的這一邏輯精髓給丟掉，那么這本書的震撼力將會大打折扣。

    　　《國富論》原版的全書有五十多萬字，但是亞當斯密的原文扯了大量內容，還絮絮叨叨的介紹此時的工業革命景象，如果只為了講述經濟學不少東西都是可以刪掉的。

    

　　王文龍對比著腦海中幾個版本的《國富論》，最終寫出來的篇幅大約能縮減到四十萬字，跟儒林外史的字數差不多。

    　　而且縮減了篇幅之后，也可以讓他少查一點資料。

    　　王文龍漸漸進入了創作狀態，將腦海中的各種資料與《國富論》相對比，反復斟酌，務必使得這本書讀起來邏輯嚴密，同時對于經濟學概念的展示能夠盡量的通俗易懂。

    　　徐光啟放下書本時見王文龍在一張紙上反復涂寫，整理著文字，不禁好奇詢問：“建陽又在寫書？”

    　　王文龍點頭說道：“前幾日整理的資料已經足夠，正要動筆寫那通商之書了。”

    　　徐光啟笑著道：“寫完之后能否給我看看原稿？”他也知道王文龍查了十幾天的資料，頗為驚訝與王文龍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不過只以為王文龍要寫的是《福建商志》這種描述通商情況的地志書籍。

    　　見王文龍點點頭，徐光啟便一臉期待的繼續閱讀他的數學筆記，兩人互不打擾，船艙中只回蕩著翻書聲、寫字聲，還有艄公搖櫓的吱呀響聲。

    　　就在王文龍在船艙中奮筆疾書、改編著《國富論》的時候，在蘇州的袁無涯確正積極關注著市面上的子學籍售賣情況。

    　　此時的書坊最為熱銷的書籍是小說，次之則是程文墨卷，古文和經史雜說的銷售情況只能說得上平平。

    　　但是但凡有點檔次的書坊又必須要有這種書籍才能撐得起門面。

    　　袁無涯的書種堂今年刊行的子學書籍真正賣的火爆的只有一部《葡萄牙國史》，但這本書又和其他子學書籍不一樣，只是在介紹歷史之余夾雜了些許議論，并沒有明確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地位卡在了史書和講史演義中間，說白了，不夠艱深，不夠高大上。

    　　袁無涯本來聯系好了麻城那邊打算出版李贄的新文集，卻沒想到馮應京把李贄給趕走，接著湖北又出了稅監之亂，這時刊行李贄的文集就有點不識時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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