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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農民以現錢交稅本來就是這時的正規稅收方式。

    　　這些縣衙官員禁止百姓種紅薯卻沒留下什么把柄，即使徐學聚到場也不好說什么，但如果百姓交稅銀而本地官員們不愿意收，那王文龍就可以把徐學聚搬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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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閩安碼頭。

    　　擠在鈔關前等待收稅的船隊中，徐光啟正好奇的向著船外張望。

    　　今年春天，聽說傳教士利瑪竇到了南京傳教，徐光啟壓不住好奇之心，于是離開松江前去南京見他。

    　　利瑪竇在大明活動已經有十多年，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遠勝于其他的西方傳教士，幾十年間的生活已經讓他明白中國和那些未開化的殖民地不同，中華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根本不是洋教可能替代的。

    　　于是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習俗保持尊敬的態度，比如允許中國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子，自己也穿漢人的服飾，學習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典籍，由此和大明的士大夫有了共同語言，接著他再利用一些西方的奇珍異寶來吸引中國人，如地圖、星盤、三棱鏡、《幾何原本》等等，漸漸混成了一個有名的“番僧”。

    

　　當然大明的人士對于利馬竇基本上只把他當成一個能掐會算機智深遠的異人來看，這位異人還能口說四書五經的內容，就好像后世老外能解讀唐詩宋詞一樣，誰看了不好奇。

    　　而且利馬竇也非常聰明，發現大明讀書人認為他學通中心之后，便故意塑造自己的高士形象，經常說一些故作高深之語，還把歐洲哲人的警句格言翻譯成中文，編成《交友論》，把此時西方人流行的快速記憶法編寫成《西國記法》。

    　　和王文龍拿后世見解在大明能夠取得神效一樣，利瑪竇那些來自異域的知識同樣使得眾多文人感到新奇。

    　　這年頭的傳教士之所以能在大明吃得開原因就在此處，人家是真有大明人沒見過的學問。

    　　三年前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引薦利馬竇進京為萬歷祝壽，可是當時正碰上朝鮮之戰開打，京城里嚴禁外國人進入，所以利馬竇沒去成，在路上滯留輾轉三年，這時他又回到南京是應吏部主事吳忠民之邀前來繪制世界地圖。

    　　徐光啟的舉人是焦點的，原本他應該投入焦門下，但是幾年前徐光啟中舉之后焦就因為朝堂紛爭而失意，徐光啟丟了一個大靠山，自己進京趕考又不成，于是才留在松江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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