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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里分房子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由于樸建勇的父親是從前的副廠長，一輩子都奉獻給了零件廠，加上樸建勇是廠里的骨干，為了留住人，廠里把這套兩居室分給了樸建勇，并開始著手辦理房產證手續。廠里的房子就在離市中心不遠的地方，樸京上學也很方便，左梅聽見這個消息，找來工人把家里的墻和窗戶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又添置了一個新沙發和新茶幾，前前后后總共花了一千多塊，左梅爽快的負責了全部開銷，這足足是她半年的工資。她還攛掇樸建勇把家里的馬牙石地板撬了重新鋪上大理石地磚，軟磨硬泡之下，樸建勇才同意。

    呆在充滿石灰味和油漆味里的臥室里，睡午覺的時候總讓人覺得呼吸困難，樸京開始埋怨母親為何會這么熱衷于鼓搗這套年代久遠的房子。他是第一次聽說房產證這樣的東西，在政治課里，老師講過：城市的的土地屬于國有土地，農村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怎么現在在國有土地上建起來的房子就能擁有寫著個人名字的房產證了呢？母親還說過房產證上的產權是七十年，到期了出一小筆土地出讓金還能再續產權。每每提起房子的事，母親總是眉飛色舞，像個城建局吃透政策的專家一樣。在分房之前，母親總是說，這是公家的房子，別這么太上心，現在有了房產證，母親才開始細心的呵護這套屬于自己的房子。

    不單是難聞的氣味讓樸京睡不著，真正的始作俑者還是外面施工的聲音，聽說在零件廠周圍會建起一條商業步行街和高樓大廈，噪音不單是白天有，晚上九點前也有，家里即便關上窗戶，灰塵也會鉆進來，需要每天都打掃，而床上也蓋上了麻煩的床罩。父親樸建勇對噪音和粉塵的意見很大，甚至多次去工地上討要說法也無濟于事。左梅卻鮮有抱怨，她甚至把這些噪音當成了悅耳的樂曲，她說，這里就是未來的市中心，交通和商業配套將會圍繞著這里建設，她甚至還提出了一個父子倆都未聽說過的概念：房價，她稱商業中心的建立將會讓家里的房子的價值翻倍。

    這讓他想起了《人民日報》上的關于日本和韓國的新聞，首爾市房價上漲百分之八十，東京市的房價上漲百分九十。母親之前并不喜歡看人民日報，在一次樸建勇念出有關北京公開交易房子的時候，第一次引燃了她關注房價的熱情。1989年北京公開出售的新住宅每平方米2000元，現在已經達到2800元。樸建勇還特地提到了一個細節，人民日報這樣評論：“幢幢樓房無人買，幾十萬平方米新住宅空空蕩蕩。原因是價格昂貴，每平方米最高價已經達到2800元，令人乍舌。這并未打擊到左梅關注房價的熱情，反倒讓左梅更加狂熱，她開始四處打聽有關房子的消息，這讓左梅有了像是賺錢一樣的快感，只要報紙和電視上報道房價上漲的消息，左梅就感覺有錢入了口袋一樣。

    房產證下來的時候，左梅恨不得把房產證用相框裱起來，以證明這是全家最大的財產。這時候，還有一些西裝筆挺的人上門來詢問是否考慮賣房，對家里這套70平方的房子竟然開口就出價一萬，左梅當然是拒絕了，她預測，未來家里的房子將會改變一家人的命運。她常說在建國以前，祖上都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在分房之前，一家人雖然是城鎮戶口，但卻沒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在分房之后，一家人有了屬于自己的房子，就像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她還說現在趕上國家的好政策，看來是要徹底翻身做真正的城里人了。

    與之相反的是劉興家，他父親由于不是廠里的領導，又不是技術骨干，只是一名普通工人，所以在這次分房中沒有分到房子，這讓劉興一家子對分到房子的人都充滿了敵意。倒不是因為房子不夠住，只是在分房前，職工只需要繳納基本的水電費即可，而在分房后，沒有房子的職工需要開始繳納租金，雖然每個月只需要5元的租金，但住在不屬于自己的房子里，一家人始終不是滋味，劉興的父母因為沒有分到房子這件事隔三岔五的就到廠領導那里鬧，甚至還鬧到了市政府，一時風波四起。

    樸京要上學的時候，發現自行車爆胎了，樸京蹲下一看，原來是釘子扎的，而作案用的釘子還在自行車邊上，樸京只能跑著去上學，險些就遲到。

    第一節英語課開始后，坐在前面的朱滬在上課時轉過身來說：“早點沒幫我買？”

    “買個屁，自行車胎被扎了，差點遲到，誰他媽的這么缺德，我到底是惹了誰了！”

    氣喘吁吁的樸京生氣的說。

    “這樣的人可多了，要么就是抱怨社會不公，要么就是嫉妒。”

    “嫉妒我什么？我的自行車新？這款式我們廠里的孩子幾乎人手一輛呢。”

    “你最近可火了，物理考了85，作文還被老師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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